这番话的遣词造句、语调情绪，都与作为严谨学者的钱理群一贯的风格不合。“生亦何欢，死亦何忧，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这几句话实在平淡无奇。类似意思的话，可说不知有多少，因这几句话而“有一种被雷电击中的感觉”，实在不像是出自钱理群先生之口。钱理群先生乃饱学之士，尤其对鲁迅有精深的研究和理解。如果钱理群先生在“极度的精神苦闷”中对鲁迅的某句话、某篇作品有了新的理解、与鲁迅产生了强烈的精神共鸣，那会更合情合理。毕竟，把钱理群和他的学生以及“把你，把我，把他，把我们大家的心灵沟通了，震撼了”的，更应该是鲁迅作品，而不是金庸那些远离尘世、虚无缥缈的武侠小说。钱理群的这番话，如果不包含着“讨论会”上特有的客气，那就只能说他是在叙说非正常状态下阅读金庸的体验。如果说，是在“陷入了极度的精神苦闷之中，几乎什么事不能做，也不想做，一般的书也读不进去”的时候，钱理群先生读起了金庸并且对其中几句原本寻常的话大为动情，那在正常的精神状态中，在其他的书能够读进去时，钱理群先生或许会对金庸的感受大不相同。不过，有一个问题不可忽视：金庸的书是在别的书都读不进去时独能读进去的书，而这样的书，肯定不是“正常”的书。<br>至于严家炎先生指出的“金庸热”的第四个特点，就更有些可笑了。转述或伤其真，也原文照抄：<br>四是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金庸迷中有各种政治观点的人物，甚至海峡两岸政治上对立得很厉害的人，国共两党人士，平时谈不拢，对金庸小说的看法却很一致，都爱读。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可能是内地最早接触金庸作品的读者之一，他在70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了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接见金庸时，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小说我是读了的。”而据台湾新闻界人士透露：海峡对岸的领导人……国民党前主席蒋经国先生，生前也很爱读金庸作品，他的床头也经常放着一套金庸小说。这样一种完全超越了政治分歧的阅读现象，难道不值得人们思考和研究？<br>读这段话，我首先还是惊异于严家炎先生对邓小平、蒋经国也读过金庸之事如此清楚。看来，严先生确实是花过一番工夫对金庸小说的被阅读情况进行调查的，平时也一定很留心搜集有关资料，尤其是“金庸雅迷”的资料。如果是在从事文学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这种工作当然也可以做。但严家炎先生搜集这种资料的目的，却是为了证明金庸小说的价值。这种心态就很有点耐人寻味了。还是前面说过的话，如果严家炎先生十分确信金庸小说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那只须努力去发掘、去阐释这种价值即可，用不着又是统计金庸小说的读者量，又是抬出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来作旁证，用徐岱先生指责非议金庸者的话说，就是用不着“拉大旗作虎皮”。而严家炎先生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寻找旁证，是否意味着内心对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并无确信，是否意味着也时时对自己投身金庸研究怀有疑虑？若心态果真如此，却又硬挺着充当“金迷”阵营的排头兵，个中原因，又是什么？<br>再说，将“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的阅读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认为“完全超越了政治分歧的阅读现象”就“很值得人们思考和研究”，也真是闻所未闻。如果不同政治信念的人都喜爱吃臭豆腐，就能证明臭豆腐是味最美最有营养的食物吗？如果不同政治思想的人都迷恋于海洛因，就能证明海洛因是上好的东西吗？因政治信念的对立而对文学作品做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只在特定时期发生在特定作家作品身上，这本来就是一种非常态的现象，而对文学作品的评价“超越了政治分歧”，本是一种正常现象。可严家炎先生似乎在以非正常为正常，而将正常现象却视作特别值得思考和研究的特例了。这可说又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把蒋经国拉来为金庸助阵，也匪夷所思。在某些方面，我们不妨认为蒋经国乃行家里手，但在对文学作品的鉴赏上，却没有理由认为他也有高于常人的水准。蒋经国洁净的床头放着一本洁净的金庸，与大陆民工肮脏的床头放着一本肮脏的金庸，性质完全相同。这道理，前面在谈到著名科学家时已说过。以著名政治家也阅读金庸从而证明金庸有了不得的价值，还是犯了常识性错误。何满子先生说，这里奉行的逻辑是：“赵太爷田都有三百亩哩，他老人家的话还会错么？”是真正的“拉大旗作虎皮”。①话虽有些尖刻，但应该说是击中了要害的。严家炎先生新近作文反驳何满子先生，呼吁以“平常心”看待金庸。②而我觉得，恰恰是严家炎、徐岱等几位先生，未能以平常心看待金庸。例如，严家炎先生在推崇金庸时，一再犯常识性错误，恰恰说明心态的不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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