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思维在艺术范围内的运用不允许离开形象思维，从杂文的角度说，它必须从具体事物出发，从事物的内在关系出发，它的可信性也是寄托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的，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列宁所说的论战性。鲁迅从来不背教条，他所讲的道理总是非常具体的。譬如说，有人曾经企图用“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改写为“此生或彼生”的例子，证明文言比白话“省力”，优于白话；鲁迅在反驳他的时候，并不大谈理论，即以同一例子，指出“此生或彼生”这五个字，“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因此白话虽然比文言多写几个字，然而明确，不含糊，一看就懂，对于读者，“其省力为何如”①？又譬如，北京大学招考学生，试卷里有人把“留学生”写成“流学生”，把“昌明文化”写成“倡明文化”，一个主考的教授在杂志上做打油诗，大加嘲笑，说“倡”即“娼”句，大概是指文化由娼妓而明云云，引起鲁迅的反感；他在说明《诗经》里有“倡予和女”，从来没有人解作“自己也做了婊子来应和别人”之后，说：“现在有两个人在这里：一个是中学生，文中写‘留学生’为‘流学生’，错了一个字；一个是大学教授，就得意洋洋的做了一首诗，日：‘先生犯了弥天罪，罚往西洋把学流，应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尽一锅油。’我们看罢，可笑是在那一面呢？”②对！我们也来看吧，鲁迅正是通过具体的事例和生动的形象来展开他的逻辑思维的；“中学生”和“大学教授”，“错了一个字”和“得意洋洋”地做了一首诗，这种对比的关系加强了鲁迅的论点，他给人看的不是枯燥、平板、黯淡无光的抽象的道理，而是令人首肯、使人信服的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辩证的论断。<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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