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补本《李自成》由四部曲《天寒霜雪繁》、《闻说真龙种》、《长风驾高浪》、《风散入云悲》组成,在语言、细节、情节上对原作进行了大量压缩精简,特别是原著中有关拔高李自成、高夫人的情节作了大量删节,对红娘子、邵时信等的“忆苦”段落也力加删削,去掉当年为防“棍子”而外加的说明性、议论性文字,为追求简洁、朴素的美学风格,修订者删减大量的余字赘语。精补本还就原著中近千余处叙述自相矛盾或失去照应、史料及历史常识问题、诗词格律的失误以及语病等也都作了修补。新版的《李自成》在结构上更完整紧凑,人物形象更真实丰满,更符合历史逻辑,对历史的认识和表现也更丰富。已先睹为快的著名文史学者冯天瑜评价此精补本“同高鹗功业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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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 汝 捷
问:什么叫“精补本”?为什么要出《精补本李自成》?
答:中国出版史上,书的版本历来有各种各样的名称。“精补”的意思是既精简又补充。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是一部洋洋三百万言的巨著,又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因为卷帙浩繁,所以不妨精简;因为有所阙漏,所以需要补充。
问:“精补本”的设想是谁提出来的?
答:精简的话题不始于今日。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有多家出版社提出编写节本的建议。那时姚雪垠先生的态度是,出节本得由他本人动手,“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该怎么节”,但他抽不出时间。
1986年5月,中国作协在湖北黄冈举办历史小说创作座谈会,与会的宝文堂书店编辑吴越先生又向姚老提出编写节本的建议。因为该书店曾出过由茅盾、周振甫、宋云彬等节编的《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所以引发姚老的兴趣。但他仍然抽不出时间,于是请吴越先生找我商量,希望由我来承担这一任务。我表示乐于做这件事,但我认为,节本应当是对全书的节写,因此只有在《李自成》五卷出齐后才能着手。这样事情就又搁下来。遗憾的是,姚老晚年因患退行性脑软化症,未能完成全书,节写工作也就始终未能进行。直到前几年,姚老的儿子海天先生旧话重提,才将此事重新提上日程。我们商量的结果,决定在对原著加以精简的同时,将姚老未完成的部分也就此补写出来,于是便有了现在这个精补本。
问:您同姚老探讨过如何进行节写吗?
答:我于1977年秋至1985年春任姚老助手,主要工作是替他将口述录音的小说整理成文字初稿,同时去图书馆帮他查阅相关史料。每周六下午,我都去他家中,一聊便是几个小时。谈话内容海阔天空,自然也会涉及有关节本问题。1986年黄冈会后,虽然节写工作并未进行,但每逢与姚老见面,仍会就此交换意见,在通信中也谈过相关话题。
我曾翻过宝文堂书店出版的节本《红楼梦》等书,发现茅公等采用的是整段整回删节的办法,大刀阔斧,一蹴而就。我向姚老提出,《李自成》不用这种办法,而是在保持章节完整的前提下,从语言、细节、情节入手,下比较细致的删节功夫;在删节的同时,将原著存在的若干瑕疵,如现代化痕迹以及情节的自相抵牾、细节的重复、史料的失察、诗词格律的失误、语病等一并予以解决。姚老完全赞同。他说,五卷出齐后,他本来就计划对全书通改一遍;通改中要解决的问题,节本中自然也要解决。他并希望我能把发现的各种问题做个记录,供他参考。他还把读者来信中有关小说语言方面的信件专门装一个资料袋,自己用毛笔写上“语言上值得参考的意见”,交我保存。
精补本对《李自成》原著的精简,采用的便是当年与姚老商定的办法。从单元和分章来看,精补本的精简部分与原著几乎完全一致,仅个别地方有将两章合为一章的情况,但从字数来看,却将原著从三百余万字压缩到了二百万字以内(电脑显示为一百九十万字)。这就是说,书的筋骨未动,但篇幅大大压缩了。删略的功夫全花在对语言、细节、情节逐字逐句的推敲上。
问:能谈谈语言是如何精简的吗?
答:文风是姚老和我经常涉及的话题。我们都喜欢素朴、自然、简洁,不喜欢华艳、做作、堆砌。姚老不止一次书写过“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条幅,以表达自己的审美追求。1977年夏他在沈阳谈创作体会时,又曾提出“劲拔”这一概念,并认为“劲拔”离不开简洁,还具体举例说,“的”字和“了”字便要慎用,用得过多会使文气变弱。1982年开始,拙著《小说二十四美》以专栏形式连载于《青年文学》。姚老读了其中《洗炼之美》一篇后,对我说:“司空图的‘洗炼’与我说的‘劲拔’有相通之处。你谈的契诃夫、海明威,对我也都有借鉴意义。”他还要我把拙文提到的《叶圣陶的语言修改艺术》一书借他一阅。
两年来在精简《李自成》原著时,我常会想起当年与姚老的谈话。譬如按他的标准,“的”字和“了”字在原著中就还有大量可删之处,仅这两个字被我删除的可能就有数百乃至千余个之多。
又如海明威在发明电报式短句的同时,曾将以往小说引号前后常出现的“他带着明显的愤怒重复了一遍”、“她鼓起勇气用忧郁的声调说”、“他犹豫不决地宣称”、“他低声笑着插了句嘴”等等修饰一扫而光,使对话变得直截了当。而我在精简原著时,不但对引号内的对话予以删削、提炼,对引号外的“某某……说”也作了大幅度裁减。
问:细节呢?删削了哪些细节?
答:细节描写素为姚老所重视。他总是说,要通过独特的生活细节写到人物性格的深处。但原著中也有细节雷同之处。还在以前替姚老整理小说录音时,我就对他说过,有两种细节要尽量减少,能避免更好。其一,姚老本人易激动,爱哭;结果小说中的人物也都爱哭,一碰就流泪,哽咽。其二,小说中写两个人谈话,总要让边上的人(或太监宫女、或亲兵亲将、或丫环仆役等等)回避,这就等于告诉别人所谈的话十分机密;而真正善于保密的人,应当外松内紧,在别人毫不觉察的情况下进行密谈。姚老当时听了曾忍俊不禁。而精补本中,上述两种细节除必须保留的外,都被删除了。
问:读者最关心的恐怕还是情节,请谈谈对原著情节的节略。
答:关于情节的精简是与解决“现代化痕迹”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原著的“现代化”倾向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当年为防“棍子”而外加的说明性、议论性文字。如第一卷第一章中就有这样一段话:“但是由于他所代表的只是极少数皇族、大太监、大官僚等封建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与广大人民尖锐对立,而国家机器也运转不灵……”这类非小说语言是不得已加在作品中的,有些甚至是编辑给加上的,精补本中自然都汰除了。二是融化在情节中的文字,也就是形象塑造问题。这里的删削就需要斟酌。
姚老知道外界对李自成等形象过于高大的非议。他的解释是,一、李自成的正面品质见诸当时的官方记载和野史,并非作者凭空杜撰。二、读者的感受是针对一、二卷来的,而一、二卷中李自成处于逆境,故优点较为突出。后三卷中,随着战争形势的改变,其缺点和局限会越来越暴露。这一自我辩护当然也有道理,但我认为,作为小说艺术,不论写人物的何种表现、何种特质,都有一个“适度”问题。托尔斯泰曾引用画家勃留洛夫的话说,“艺术是从‘稍微’开始的地方开始的”,并进而发挥说,“只要稍微说得不够一点,稍微说得过分一点,稍微夸大一点,那就没有感染力了。只有当艺术家找到了构成艺术作品的无限小的因素时,他才可能感染别人,而且感染的程度也要看在何种程度上找到这些因素而定。”(《什么是艺术?》)精补本对原著有关李自成、高夫人的情节作了大量删节,对红娘子、邵时信等的“忆苦”段落也力加删削,但也不是随便乱砍。既然《水浒传》可以歌颂水泊英雄,可以描写若干好汉被逼上梁山的缘由与经过,《李自成》当然也应该写出农民起义爆发的背景、某些人物参加起义的原因与过程,对人物的正面素质也无须刻意回避,只是一切应当“适度”。精补本致力于“稍微”处的推敲、把握,效果如何,则有待读者批评了。
问:精补本纠正了原著的哪些瑕疵?
答:精简情节的同时,我对原著中存在的叙述自相矛盾或失去照应、史料及历史常识问题、诗词格律的失误以及语病等也都作了修补。譬如原著第三卷《项城战役》中,写被困于火烧店的傅宗龙曾让中军速派人出去送信,可是翻过几页,却变成是傅宗龙曾自派仆人卢三出去送信。第四卷《甲申初春》中,多尔衮曾以“大清国皇帝”名义给李自成送出一信,却从此没有下文。《李自成在武英殿》中,第一次写“刘体纯差人来……禀报一项极其重要的军情”;翻过一页,却变成“因为这消息十分重要,又很机密,所以刘体纯亲自来……当面禀报”。第五卷《兵败山海关》中,北翼城的守将开始名叫“张勇”,后来名字变成“吴国忠”……
又如豪格(1609—1648)比多尔衮(1612—1651)大三岁,在原著第三卷《辽海崩溃》中却被误写成“小两岁”。 “拔贡”作为“五贡”(五种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始于清代;而第四卷《决计东征》中却说“顾君恩在明朝仅仅是一个拔贡”,第五卷《兵败山海关》中又说“宁致远原是拔贡出身” ……
再如诗词格律方面,姚老作诗严格按平水韵押韵,却于平仄未暇细究。从第一卷的《西江月?告示》开始,到第五卷窦妃的《绝命诗》止,多首作品存在疏误。
此外原著还存在若干语病。如“群”、“些”与“们”不宜搭配,而各卷中“群臣们”、“这些龟儿子们”却十分常见……
问:精补本补写了哪些内容?
答:《李自成》反映的是明崇祯十一年(1638)至清顺治二年(1645)农民起义的悲剧历程,同时在广阔的背景上再现明末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场景与精神风貌。姚老未能完成而如今由我补写的则是崇祯十五年(1642)冬至十六年(1643)冬的重要情节。这一年发生了许多大事。补写部分分为六个单元:《一败孙传庭》、《汝宁会师》、《襄水奔流》、《烟波江南》、《二败孙传庭》、《威加海内归故乡》。上世纪七十年代,姚老写过一份《〈李自成〉内容概要》。从《概要》看,其未完成的是计划中的第四卷。在上列六个单元中,有五个单元大致依照《概要》的构思进行补写,只是出于精补本追求洗炼的考虑,篇幅大大地简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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