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的视野<br> 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反思<br> 三<br> 近年来对于文学史观的关注，多少体现了当前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上某种理论的自觉。在文学史观问题的讨论中，人们对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和作用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但对文学史观的关注不能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述中国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两个重要的历史时代，其所展示的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历史中对文学史观处置的钟摆现象，已经多少能说明问题。事实上每次对文学史观的强调，都曾给文学史研究带来过新的推进，因此这不是文学史研究中需不需要文学史观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好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关系问题。在20世纪文学史研究对文学史观的处置中，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思考。<br> 从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历史中对文学史观处置的钟摆现象看，在文学史观研究之于文学史的强调的问题上，人们有时会陷入两难境地。不提文学史观，文学研究难以成“史”；但过分强调某种文学史观而又处理不好史观与文学史具体研究的关系，又容易导致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的描述对某种史观的现成结论的依赖，容易造成对文学历史具体的真实状况的背离，或者造成文学史写作的模式化。在前述的两个重要的文学史研究和写作时期可看出在文学史观处置上所走入的误区。强调史观，主要是为了寻求文学现象背后的统一性，但在寻求这种统一性的同时也应该对文学史研究的学科独特性给以足够的重视。五四时期对进化史观的过分强调，其目的其实已不在文学史本身，文学史研究往往被用来证明事物进化这一铁律。一切作家作品都被纳入了“进化”的轨道中，都无不在证明“进化”的客观规律。文学现象（包括作家作品等等）的独特价值，它们区别于其他一般事物发展的独特贡献往往被忽略了。这种对进化论史观的过分强调，就使其跨出了方法论的范围而具有了目的论的色彩。似乎文学史上作家作品相互联系的方式和发展趋向，就是奔着一个明确目标而来的，而这个目标也就是要证明进化的观念。更有甚者，“进化”的观念甚至成为了文学史评价的标准。例如，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就是以是否符合“进化”铁律来评价中西戏剧的优劣的。他认为，“西洋的戏剧便是自由发展的进化；中国的戏剧只是局部自由的结果。”他把中国戏曲在长期发展历史中形成的诸如“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唱功、锣鼓、马鞭子、跑龙套等等”看成是不符合“进化观念”的“遗形物”，提出要将之“扫除干净”。他将一些“剧评家”所持的不同意见归结为是“不懂得文学进化的道理”，将人们对这些“遗形物”的看重，指责为“这真是缺乏文学进化观念的大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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