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万有，在精致的，可供吸纳的境界里①
——《凸镜中的自画像》正如海伦·文德勒的研究所揭示的，在人与人的对话方式上，阿什伯利构造出了更多的方式，更多的关于爱的伦理类型，为抒情诗提供了新的对话方式。他的很多诗，在艺术的变形上仍然保持活力和新奇，在伦理内涵上也有说服力。②在当代中国，阿什伯利的这种努力被误读为一种后现代主义。尽管阿什伯利的某些诗为一些后现代的批评提供过论据，他对现代主义的超越，却不是跟随后现代理论家的路线，而是从对浪漫派的修正中发展出来的，他本人也认为自己是一个浪漫派诗人。
那么，怎么看待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呢？在这方面，需要研究的对象异常复杂，足以支持另一个相当规模的批评工业。⑧如果让我或我的同代诗人来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去写诗。在这里我只提供几个理论上和批评上的思路，也许还有预测。
我首先想谈论的问题，是浪漫主义与现代中国人对部分传统的“浪漫主义化”。这一过程，反过来看，也是中国人对西方的浪漫主义的积极改造。浪漫主义的传入与中国现代的民族意识结合在一起，被植入了现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学的理解。结果，浪漫主义超越时间的神话，仿佛一种无孔不入的病毒，染过以后就很难清除。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浪漫主义与启蒙，革命，民族，国家等各种现代话语都纠缠在了一起。一方面，它帮助中国人建立自身的民族认同，五四以来的诗人和批评家们都倾向于把浪漫主义看做一种中国古已有之的土产，尤其以道家精神为最重要的代表，并以此来重新梳理传统；另一方面，它也提供了一种面向未来，挣脱传统束缚的诗歌方向，以一种激进的理想主义的面目出现，区别于现实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等19世纪的西方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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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