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作闺音——研究起点与文化诗学视野
一、男子作闺音界说
“男子作闺音”语出清代田同之的《西圃词说·诗词之辨》：“若词则男子而作闺音，其写景也，忽发离别之悲。咏物也，全寓弃捐之恨。无其事，有其情，令读者魂绝色飞，所谓情生于文也。”从中可以看出，“男子作闺音”就是指男性词人作女音，写闺情、抒闺怨、诉闺思。但只要翻检文学史就会发现，“男子作闺音”现象在诗赋创作中同样普遍，且奕代继作、迭见不鲜。这就使其超出了单纯的文体风格的论域，成为中国诗学一个普遍而独特的命题。大略而言，“男子作闺音”这种古代文人代妇女或借妇女立言、立心的书写实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言此意即此或若此”，创作主体以模仿历史女性声口或代替现实女性抒发相思离忧，爱恨情仇，意向选择上带有明显的女性心理性格特征，内容上则多叙写女性的思慕与怨恚。另一类是“言此意彼”，即所谓的“托志帷房”，“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对于“男子作闺音”内涵的理解和厘定，有的学者将之称为“角色诗”；有的学者认为是代言体或是“化妆的抒情”；而孟悦、戴锦华则用“性别错指”命名“男子作闺音”现象。国外的汉学界则更多地从性别的角度来关照这种现象：比如张小虹将之称为“性别越界”（gendercrossing）；孙康宜定义为“性别面具”（gender mask）。除此之外，也有人提出“男人说女人话”、“男扮女妆”、“雌声学语”等说法。从以上种种界定我们可以看出，“男子作闺音”现象是一种以文学为主体，跨越政治、性别、身份立场的复杂呈现。
对于古典诗歌中大量存在的男子作闺音现象，对于文人士大夫何以要在诗歌创作中以妾妇自居，又为什么采取此种“迂回”的言说策略，已有学者试图对此作出恰切的阐释。总体说来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寄托说”。这种观点认为，《诗经》以比兴抒情创其始，屈原的“香草美人”扬其波，到汉乐府诗歌，代抒闺怨的作品就渐渐发展为中国诗歌史上极为重要的题材，后来作为一种手法渐渐凝固转化为模式化的比兴思维，男性诗人可以很方便、很熟悉地借思妇的身世和口吻来表达他们自己的遭遇。到了唐宋词人手中，他们更常以男女情爱寄托政治活动中的郁郁不得志。而与之并行的文论史，也形成了以比兴说诗、发挥阐释其微言大义的传统。至于为什么能够形成此种“词近闺房，非言男女”的寄托传统，论者指出这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产物。认为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构成带来了以夫妇关系比附君臣关系的思维定势。他们作为“人臣”的感受与女子在家庭中的感受相似，自然会产生与女性角色的心理认同。特别是当他们政治上无端失宠而成为放臣逐子的时候，自然会更加意识到自己的“闺中怨妇”的地位。所以当士大夫抒写这种悲怨而又忠爱缠绵的政治性情思时，拟托于弃妇贱妾表达对夫主的“忠敬”之情，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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