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华，浙江上虞人。现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十一五”重点学科带头人。曾获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一、二等奖，入选国家精品课程。教学之余，主持承担三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八项省部级课题，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0余篇，获社科优秀成果一、二等奖。<br>    出版著作有：《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文化转换中的世界华文文学》《中国和海外：20世纪汉语文学史论》等10部，主编《美国华文文学论》等4部，参与主编《中国文艺社团流派辞典》等4部，参与撰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华文学通史》等13部，著述600余万字。<br>    兼任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山东省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教学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政治与军事上呈现良好发展势头的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上也以其远见卓识和有效策略，迅速在国统区发展壮大自己的文化力量。黄万华通过对战后香港文学资源的大量占有，还原了左翼文化在战后香港的发展、布局及地位，从而令人信服地指出，四十年代末香港文坛流行的话语，以及所展开的一系列作家批判（批判沈从文、萧乾、朱光潜、胡风等），实际是五十年代大陆文化和文学运动的预演。香港本土作家“真正意义上的香港文学”的边缘状态，南来作家“居高临下”的对香港殖民地及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是怎样构成那个时期作为大陆左翼文化另一中心的“香港文坛”的，在黄万华的文章中，都有客观的论证。

    战后二十年：中国（大陆和台港）文学新的历史进程<br>    “五四”文学革命开始的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尽管有种种曲折、分化，但一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前，整体上仍有着“一脉”相承的进展。其中的重要原因，自然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始终呈现向前发展的态势。<br>    这一情况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及其残酷性而产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文学由此进入了一个不得不面对许多新课题的新时期。<br>    对于193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中期的文学，迄今为止的文学史都按照“四十年代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视域、思路构建。这种研究格局正呈现出它难以克服的几种缺陷。<br>    一是遮蔽了抗战八年文学与国共全面战争时期（1945—1949）文学的重大差异，因为如果我们认真仔细地考察1945年至1949的文学，就会发现它跟八年抗战时期文学有很大差异，而更多地联系着1950年代文学，甚至在许多方面构成着1950年代文学的先声。<br>    香港、台湾光复后的文坛现状，就很能说明当时中国面对的问题已经很不同于抗战时期了。毛泽东在二次大战结束前四个月做出的“两个中国之命运”决战的预见构成了1945年至1949年的历史进程，也决定性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文学走向。自然，决定“两种中国之命运”的主战场是在二次大战结束后的解放区、国统区，决定胜负的也主要是军事、政治力量。但香港、台湾的存在仍是不可忽略的。因为当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进程完全被纳入“两种中国之命运”决战的轨道时，新的曲折性已不可避免，此时香港、台湾既联系着整个中国命运，又不同于内地状况的存在，为1949年后中国现代性的曲折展开提供了“另类”空间的可能，也为中国文学多种历史可能性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上编：思潮和格局<br>战后二十年：中国（大陆和台港）文学新的历史进程<br>“预演”：1945-1949年的香港文学<br>文学精神和文学经典——以战后五六十年代的海峡两岸文学为例<br>1950年代文学“悬置”中的突围：历史转折和作家身份的变动<br>东亚现代性曲折展开中的战后中国内地文学思潮和运动<br>台湾战后政治高压缝隙中发生的多种文学思潮<br>左右翼政治对峙中的战后香港文学思潮和创作格局<br><br>中编：创作和文体<br>“规范”“训谕”中的“描绘”和“真实”：战后大陆小说中的乡土叙事和<br>革命叙事<br>战后台湾小说：多元典律空间的艰难拓展<br>本地化进程中的战后香港小说<br>颂歌、战歌的流变中的大陆战后诗歌<br>战歌、颂歌中突围而出的台湾战后三大诗社<br>三代作家传承中的战后台湾散文<br><br>下编：作品和期刊<br>归来已隔万重山——张爱玲五六十年代小说创作中的“出走”与“回归”<br>黑色苍穹中的星光——孙犁《铁木前传》再解读<br>《梦回青河》：“抗战记忆”中的人性叙事<br>《喇楴手》：1950年代台湾文学中的别样风景<br>酒醉的猫头鹰——刘以鬯《酒徒》的文本解读<br>在炫目的红色火焰中迷失——战后二十年大陆文学期刊综述（1946-1966）<br>文艺思潮与文艺期刊：战后二十年台湾文坛的一种考察<br>战后二十年香港文学期刊描述<br>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