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民间抄录的诗人专集。如敦煌写卷中，王梵志诗歌抄本多达近三十种，刘希夷《白头翁》抄本有四种，韦庄《秦妇吟》抄本有十种，还有被后人命名为“高适诗集”、“敦煌本白居易诗”的诸家写卷。这类写本是当时诗人专集抄本形态中传播最广的一种。
第三，民间抄写的以个人诵读为功用的诗歌读本。如敦煌诗歌写卷中被后人冠以“唐诗丛钞”之名的诗歌写本，这类写本亦被学界视作唐人选唐诗的一个类型①。但学界既名之日“丛钞”，也就表示它在时代、题材、体裁、风格上比较芜杂，最初抄录者的动机可能只是为了供个人阅读，而并非体现、宣传、倡导其审美旨趣和诗学观念。正如徐俊先生所说，这类选本的特点是：
因为以抄写者个人阅读为目的，所以只在很小的范围内流通。又因为受个人文学视野、认知程度和阅读兴趣的限制，作为社会下层普通读者群中文学传播载体的诗歌写本，大多表现出明显的偶然性和随机性的特征。正规的诗文集定本通常不是它们的直接来源，诗人创作与诗歌写本之间的连接点已经远远消退在这些文本的背后。②
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类“唐诗丛钞”不能算是唐人诗选，但它们对唐诗选本的编撰提供了最基本的材料来源。
第四，诗人间各种往来的诗卷写本。其中有用以切磋诗艺的唱和诗、用以交流感情的寄赠诗、用以酬酢应对的游宴诗等等，检《全唐诗》，其中诗题标以“寄某”、“赠某”、“呈某”、“示某”、“和某”等字样的作品相当多，可见当时诗坛这几种创作风气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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