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诗史上的一支异军：20世纪20年代的“象征诗派”
第三节 出入于“象征的森林”：象征诗派的艺术趋向
象征诗派的抒情分子似乎缺少思想家的辨识力、深刻与胸怀，更多具备的是敏感、直觉与细腻。他们以诗人艺术家而远非哲人思想家身份拍摄的零碎情思底片，为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心灵等某些影像建立了一份朦胧而清晰的永久性档案，仅凭这点便已功不可没。但它还不是象征诗派的看家本领，因为这种情思意向在当时难说为独家专利，它在新月诗派和其他一些诗人那里都有种似曾相识感。与意向的积极探索比较，象征诗派的实绩更体现在传达意向的形式探索，一片迷濛幽微艺术世界的艰难营构上。正是这种探索，才使象征诗派被推向了诗坛艺术前沿，步入了卓然不群的福地。
朱自清在俯瞰20世纪20年代诗坛时，曾做过如下判断：新诗诞生以来的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一派比一派强，新诗是在进步着的”，这段主要源于艺术方面的感慨，为后人以历史主义原则评说象征主义者提供了一把必要的尺度。自由诗派切近人生真相却空洞直白；格律诗派虽补足了自由诗派的缺憾却又因“戴着脚镣跳舞”误入形式桎梏；象征诗派则企图将中西文学“两家所有、试为沟通”，借外国象征诗形式浇铸自己之块垒，以充满暗示效应的朦胧美感、官感的奇思交错与艺术形式的自足性的高扬，独辟路径，奠定了在诗坛的地位。
任何的理论概括都是灰色而片面的，它无法穷尽现象的纷纭，并且常常以牺牲个体的特点为代价。象征诗人们因审美趣味、价值取向、影响渠道、性情修养诸方面的差异，创作格局可谓姚黄魏紫、色调各异；但从宏观视角整体透视仍可看出其艺术趋向的一致性。当然需要声明，对象征诗派的艺术把握的各点并非对每一个诗人都完全适合。
暗示效应：以象征为底座的朦胧堂奥
当我们面对象征诗派构筑的一群群情思建筑物时，实际上面对的是20世纪20年代整个中国的文化与心灵，因为它们都充满了象征意蕴与暗示氛围。尽管其中一些意象隶属个人化心智与经验结晶，但也积淀着浓厚的集体无意识源。波德莱尔称诗是“富于启发的巫术”，魏尔仑说诗应像“面纱后面美丽的双眼”，马拉美批评
巴那斯派时更直接地表明“直接称呼事物名称就已经消失了四分之三的诗歌快感”。发掘其本质即象征主义主张不直接表现情感，而应重隐喻暗示，使诗玄妙神秘乃至深不可测。受其启迪影响，象征诗派这群非闭合式的艺术营造者们走得更远。他们干脆挑明诗要有“朦胧之美”、“诗之需要image（形象、象征）犹人身之需要血液”；“诗是要暗示的，诗是最忌说明的”，“诗是不象化学的H2+O=H2O那样明白的，诗越不明白越好”， “诗要有大的暗示能”；“诗，要作者不要为作而作，需要为感觉而作”，这显然已有“跟着感觉走”的意味。种种直觉式的非理性陈述，不外乎指诗要含蓄蕴藉，要重多义性、飘忽性、暗示性和隐喻功能。在这种诗歌观念与内敛化情态结构的统摄下，李金发等象征诗人们纷纷炮制具备暗示效应的艺术结构，具体说它得力于两方面的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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