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出阳关无啤酒 赋格
所谓阳关是指土耳其境内的最后一站，距离伊朗边境三十五公里的小镇多乌贝亚泽——别名“狗饼干”（Dog-biscuit）。六月末的一个傍晚，我走出小城，到五公里外的一家山间饭店用餐。饭店正对着著名的伊沙·帕夏宫，远处是终年积雪的大阿勒山峰（Mount Ararat），景色绝佳。相传诺亚方舟在完成了保存人类的历史使命后，最终降落在阿勒山下的一座村庄，当地至今出产一种名叫“诺亚布丁”的糕点，据说为诺亚之妻在方舟上首创。
那是离开土耳其前的“最后的晚餐”。坐在露天餐桌旁，伊沙·帕夏宫尽收眼底。十七世纪的一位库尔德地方长官为自己修建了这座城堡，建筑风格掺杂着奥斯曼、塞尔柱、亚美尼亚、俄罗斯等多种互相冲突的元素，但从远处看却有一种怪异的和谐。不过，我不是来看风景的，也不是为了品尝“诺亚布丁”，我的目的是一杯以弗所（Efes）生啤。
土耳其不禁酒。而在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酒精饮料被严格禁止，不能卖，也不准喝。在这个充斥着荒谬的世界上，用道德规范限制人民的饮食恐怕是算不得什么新鲜事物的。我不常饮酒，对土耳其的Efes牌啤酒也没有特别的爱好，喝这杯告别酒，仪式的意味可能要大于饮酒本身。
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说过，波斯人喜欢酒，有很大的酒量，甚至专在喝得醉醺醺的时候才讨论重大事件。中世纪的马可·波罗在《寰宇记》中则讽刺道：“有人说他们（波斯人）被教律所禁，不能饮酒，其实不然。他们将酒在火上烧开，一部分酒精被蒸发掉了，其余的液体就变成甜味的了。饮用这种饮料并不犯禁，而且得到了良心上的安慰。因为经此一变，就换了名称，虽然事实上还是酒，但他们并不称之为酒。”能在以好酒闻名的伊朗成功地实行禁酒（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我看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古今中外，道德家们无不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是规律。在伊朗古城设拉子买到一本十四世纪著名诗人哈菲兹的诗集，翻开一看，几乎每一首诗都少不了“酒”字，他动不动便喊“萨吉（酒保），快拿酒来”，或是逢人就问“何处是酒家”，还有这样的诗句：
一百个夜晚我醉意朦胧，你在哪里呀，酒店？
琼浆在手当尽欢，否则落得遗憾一世。
我走出清真寺的大门，不由自主来到酒店。
不知道为什么不把这些酒味十足的诗也都给禁了。
今日伊朗，酒店当然不可能存在，但据说民间的地下酒会一直禁而不止，很使伊斯兰革委会头疼。这类活动有专人组织，时间地点不固定，每个参加者都具有高度警惕性，一旦风闻革委会驾到的警报，立即把音乐关掉，酒水倒入抽水马桶，妇女全身裹严，与男宾距离三尺。搞此类地下活动的，这一套“消防训练”都排练得极熟，能在两分钟内滴水不漏地演一遍。
能够光明正大地喝下去的东西，是茶。伊朗人喝红茶，不加奶，佐以方糖，糖块不是直接溶入茶水，而是含在嘴里，一边喝茶一边进行溶解的过程。
巴基斯坦人喝的也是红茶。因为曾是英国殖民地的缘故，茶里加砂糖和牛奶。北部山民和阿富汗人一样喜欢喝绿茶，不加奶，通常也用糖块。
由于美国对伊朗实行禁运制裁，在伊朗很难看到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牌子的软饮料。有些伊朗国产汽水故意打出类似的牌子，改动一两个字母，包装也差不多，几可乱真。我尝过“Parsi Cola”和“Fana”桔子汽水，觉得和“正牌”的百事、芬达比起来也差不到哪里去。
在巴基斯坦，本地生产的正牌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很常见，该国甚至还产啤酒，但一般人是喝不到的，只有不信回教的老外可以在一些指定宾馆买到酒精饮料，前提是向税务部门提交专门的申请并得到批准，且不允许在公共场合喝，只能买了回去躲在见不得人的地方偷偷地喝。
经过两三个月的无酒精旅行，我和同路的一伙“八国联军”终于翻越喀喇昆仑山，胜利进入中国。入境当晚下榻新疆塔什库尔干县城一家宾馆，晚饭时，一干人等围坐桌边，像等待与老情人重逢一般，按捺着激动的心情，话音温柔地告诉服务员：
“我要一瓶啤酒。”
“我也要一瓶啤酒。”
“一瓶啤酒。”
……
无论男女，不分国籍，每人一瓶“新疆啤酒”，斟满了杯，认真地喝着，半天没人说话。最终还是我先开了口：“觉得我们中国的啤酒怎么样？”
一桌子老外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半晌，一个澳洲的伙计总算找到了合适的形容词，他涨红着脸说：“Its very...Chinese！”
二○○二年十月 广州
——《无酒精旅行》
重返君士坦丁堡（节选）
赋格
…………
3
佩腊，希腊语的意思是“那边”，这表明了它的边缘地位。
三年前从西欧过来，着实被斯坦布尔浓厚的“东方情调”迷住了。偶尔过桥去佩腊转悠，又觉得是另一番天地。打个比方，我觉得王气重重的斯坦布尔像北京城（当然，是城墙没有拆掉之前的老北京，并且那七公里长的城墙还不是明清的城墙，是公元五世纪就建成的，相当于中国的南朝）；而佩腊呢，就像上海（也不是现今的上海，而是电车铁轨尚未拆除之前的旧上海。我以为，一座城市没了有轨电车那“平行的，匀净的，声响的河流”，它的市声必定不是过于嘈杂就是静得可怕）。
余生也晚，北京的城墙、上海的有轨电车都无缘见识，所以上述比喻不过是一番想像。但不管怎么说，能同时拥有想像中的老北京和旧上海，这个城市是令人羡慕的。
最近读到英国历史学家Philip Mansel的《君士坦丁堡》，书中也把佩腊与上海相提并论，不妨抄在这里：“十三世纪后，它（佩腊）就被热那亚人占据了，处于他们的掌握之中，变成黎凡特（The Levant，地中海东部）的上海：一个半独立的外国殖民地，控制着垂死的拜占庭帝国的经济命脉，其地位恰如数百年后的上海之于气数将尽的中华帝国。”
《君士坦丁堡》纠正了我的一个错误印象。原以为一四五三年奥斯曼帝国灭拜占庭后“君士坦丁堡”这个名字就成了历史，但实际上它被许多人继续沿用了几百年。至于“伊斯坦布尔”，它在拜占庭时就已出现，到正式取代“君士坦丁堡”则是一九二○年代奥斯曼帝国垮台、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事了。
命名，其实就是表示占有。不光是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名实之间的微妙关系永远耐人寻味。三年前从希腊过来，我的火车票上写着“雅典至君士坦丁堡”：希腊人亡国五百多年了，仍旧不改故都名称。实际上，“伊斯坦布尔”虽是突厥人发明的“胡语”，其根子仍在希腊：“伊斯坦布尔”的“布尔”和“君士坦丁堡”的“堡”，都是由古希腊语的“波利斯”（polis）变来，意思是城市。
在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俄罗斯人）那里，君士坦丁堡叫做“沙皇格勒”（Tsargrad）。这部分人在奥斯曼帝国也占有不小的比例。横跨欧、亚、非洲的奥斯曼帝国是个真正的民族和语言的大熔炉，据统计有七十二点五个民族——那半个是吉普赛。
说实话我还是比较喜欢“君士坦丁堡”这个名字，它使人遥想君士坦丁大帝，有饮水思源的意味。当然，君士坦丁本人并没有好大喜功到要拿自己的名字来命名首都。古希腊人拜占氏（Byzas）创建的拜占庭城到了君士坦丁手中只是被改作“新罗马”（Nea Roma），皇帝死后才变成了“君士坦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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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观奥斯曼故宫，后宫是重头戏。一般旅游书和导游抓住游客的窥淫心理，免不了要对后宫艳史大加渲染。然而在我看来，苏丹想和哪个女奴睡觉就能和她睡成，这样的性生活其实是完全缺乏刺激的，况且任何社会的性机制都要服从某种游戏规则，宫廷里也不例外，同样有它的局限。对苏丹而言，他的自由亦是他的局限：他只能跟宫中女子发生性关系。（同治皇帝为什么要溜出紫禁城去摘野花，想来苏丹们会理解的。）
故宫分四进院落，后宫独据一角，是个密封的迷宫，只对游客开放一小部分。三年前走马观花看过，印象已淡漠，只记得房间众多，密密挨挨，光线幽暗，符合我对后宫的刻板想像：一个关押着成百上千只金丝雀的鸟笼子。
重游故宫博物馆，对后宫已提不起兴趣，买了票直奔第二进大院的御膳房，去看那里展出的中国瓷器。
现在公认土耳其彩釉瓷砖以十六十七世纪之交伊兹尼克（Iznik，古称尼开亚Nicaea）地方出产的为极品。然而奥斯曼苏丹对伊兹尼克瓷不屑一顾，独独钟情于中国瓷器，尤喜元、明时期的青瓷。苏丹们迷信青瓷餐具可以检测食品是否有毒。史载“境外反动势力”（主要是威尼斯共和国）曾十四次买通人在苏丹的食物里下毒，但从未得逞，不知道跟那些青瓷碗碟有没有关系。
奥斯曼苏丹以收集美女的热情收集中国瓷器。从规模来看，这里所藏的一万一千多件宋元明清瓷器仅次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德累斯顿的阿伯汀宫，论种类阿伯汀宫的藏品远远不及奥斯曼故宫，而且经过二战炮火，前者数量上也折损不少，故伊斯坦布尔的中国古瓷为世界第二。
这一万多瓷器，御膳房的展柜只摆得下二百来件。我粗看之后第一印象是：这么大！碗啊碟啊都似脸盆般大小，敢情我从没见识过皇帝吃饭的家什，少见多怪了。
青瓷以元、明代龙泉窑出产的居多，仿佛专为奥斯曼宫廷定做的。
博物馆的解说十分简单，有一幅海上丝绸之路的示意图：从泉州到南印度，绕过马六甲海峡，渡印度洋、红海到开罗，再经尼罗河到亚历山大，最终抵达地中海各港口，包括君士坦丁堡。这容易使人误解，以为上万件瓷器就是这样通过海上贸易渠道得来的，其实，绝大多数是奥斯曼帝国征服叙利亚、波斯的战利品，或是抄家没收而得，例如十八世纪的苏丹穆斯塔法三世，光是抄没一位叙利亚地方帕夏的财产就一次性敛聚中国瓷器达三○九八件之多，真正由皇室出钱购买的，目前已知只有一件，不到总数的万分之一。这一史实，博物馆绝口不提，我是看了索斯比拍卖行的一份报告才知道的。
伊兹尼克彩陶从烧制工艺到花纹设计都是借鉴明清的青花瓷，故宫第四进院落里小王子“割礼室”墙上贴的正是这种瓷砖。伊兹尼克陶瓷的技术已经失传，现在商店里挂着“伊兹尼克”字样的一般都是仿冒品。
6
伊斯兰的艺术，我最欣赏细密画（miniatures）。御膳房里有几幅描绘苏丹就餐的细密画复制品：几个扎着缠头、神情呆滞的男人围着一大盘食物席地而坐，每人面前一个空盘子。依我看，画中人那没有表情的表情最是精彩。宫廷食物简单得令人吃惊，不是一大盘白米饭就是一大盘肉，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难道是在渲染苏丹的俭朴生活？画面上只有那些中国制造的青花瓷盘是精致的，有点绿洲文明的味道。
有时想到突厥这个民族实在厉害。突厥人的起源地在准噶尔盆地以北，后分东、中、西三个方向迁徙。《周书·突厥传》说，“其远祖，狼所生也”，以狼为图腾。齐秦歌词“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用来形容突厥人正好。
隋唐时东路、中路突厥人与中原有多次战争冲突，后来西迁到中亚，分化出几支部落，塞尔柱部征服了波斯、阿拉伯和大半个小亚细亚，奥斯曼突厥人随后实现对东罗马帝国和埃及的征服，另有一支往东吞并印度建立莫卧儿皇朝。在西欧发生工业革命前，可以说当时世界上所有文明古国都断送在了突厥人手中，只有中国除外。
西路突厥人大部分定居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绿洲。
一四五三年攻克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或Muhammed II）实际上算是欧洲人，他出生在当时奥斯曼帝国首都，色雷斯的哈德良堡（Adrianoúpolis或Adrianople，即今日之埃迪尔内Edirne），受过极好的东西方教育，通晓文言体的突厥文、波斯语、阿拉伯语，略懂希腊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和意大利语，熟读古希腊典籍，尤其是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十年前我在伦敦见过意大利文艺复兴画家贝利尼画的穆罕默德侧面像，暗红袍子，白头巾，眼睑微垂，肃慎谨严的样子。奥斯曼故宫藏有一幅细密画，比贝利尼的油画更有趣些：苏丹身穿金底红襟束袖长袍，披一件水蓝缎面白里子无袖短袄，盘腿而坐，手拈一朵玫瑰，在鼻底轻轻嗅着。征服者的面色仍是从容沉静，我却分明嗅到一丝马蹄轻疾的得意劲儿。
一四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下午，苏丹骑着白驹马进入刚刚被他攻破的君士坦丁堡。屠城正在进行中，血流成河，人头滚滚。苏丹一径前行，最终在公元六世纪查士丁尼大帝所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前下马，谦卑地弯下身子撮起一捧泥土，撒在自己头巾上，表示对神的恭敬。
“Veni, vidi, vici”（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恺撒得胜之后发出的一声叹息，让我感到恺撒是人，而苏丹只是苏丹。
然而后来读到穆罕默德的诗篇，对他的印象完全变了。他作了许多俳句似的奥斯曼宫廷体对仗句，几乎可以直译为“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不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东方式虚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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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桥之隔，就从“北京”走到“上海”。这个转变真是奇妙。
上海的南京路从前叫“大马路”，佩腊的“南京路”——独立大街（Istiklal Caddesi），旧名也是“大马路”：Grand Rue de Pera，“佩腊的大马路”。
据说“佩腊人的心胸就像大马路一样窄，佩腊人的花花肠子就跟大马路一样长”。热那亚商人的狡猾是出了名的，不足为奇，其他欧洲居民和侨民如希腊、犹太、亚美尼亚人，名声也都好不到哪里去。但要论谁的花花肠子长，得分最高者恐怕还是那些驻扎佩腊的欧洲使节。
大马路之“大”，我看并不在长度宽度，而在于马路两旁气派豪华的大公馆。从北到南一路数下来，有法兰西、不列颠、荷兰、威尼斯、西班牙、瑞典、俄罗斯等旧大使馆，全是老牌帝国主义。“后起之秀”德国和美国没来得及挤进大马路，只得在外围建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薄西山的奥斯曼帝国已成“欧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欧洲列强紧锣密鼓盘算着接收、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那些年，大马路上各国使馆里肯定忙得热火朝天，但在街上大概也看不出名堂。大家都在暗地里使劲儿。
佩腊地势高，每家使馆都拿高倍望远镜对准奥斯曼皇宫。据说有天日落时候，苏丹忽然瞥见远处法国使馆望远镜片上的反光，意识到皇宫处在监视之下，大怒，差点要和法国断交。
那段时间也是佩腊的花样年华。巴黎—君士坦丁堡的“东方快车”全线开通，欧洲贵族文人、掮客间谍如过江之鲫纷纷东来：阿加莎·克里斯蒂在这里构思她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小说中，火车乘客的国籍背景之复杂正是当时佩腊的写照）；勒·柯布西耶来这里画东方建筑写生（他不喜欢佩腊，说佩腊人像纽约人一样贪婪）；海明威被他的报社派来采访土希战争（他住在佩腊最豪华的酒店，到底是美国记者）。
如果用一座建筑来代表那个时代，佩腊宫大饭店必是不二之选。
有天下午，我坐在佩腊宫大饭店的“东方快车吧”，喝一盅土耳其咖啡。加了很多糖细细啜饮，仍是觉得苦涩，喝到后来，杯底积了厚厚一层咖啡末的沉淀。
佩腊宫触目都是新艺术风格的装饰。饭店墙上的名人录里，有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加莎·克里斯蒂、彼埃尔·洛蒂、列夫·托洛茨基、欧内斯特·海明威、葛丽泰·嘉宝——没错，这些住客全都是那个Belle Epoque（美好年代）的Who’s Who。
更有意思的是名人录里还有两名国际间谍：“玛塔·哈莉，著名荷兰间谍”，“西塞罗，著名间谍”。这个不明国籍的“西塞罗”大概是个代号吧。国籍如衣服，间谍是职业，甚至能与国父、革命家、影星比肩齐名，这样的Belle Epoque令人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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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如恋爱。这是皮柯·艾义耳（Pico Iyer）在《我们为什么旅行》中说的。他有篇文章回忆多年前初次到亚洲旅行，就像在回忆初恋，各种细微的感受历久弥新：在曼谷机场闻到奇怪的热带气味；男人挥舞着半裸妓女的照片迎上前来；黄昏时街灯突然亮起；佛寺屋顶的弧线，霓虹灯管的嗡嗡声；旅馆看门的老头，走廊里压低的话语和脚步……“第二天，我坐上了去清迈的通宵火车，在座间里就着北方山区的凉风，吃一种叫不上名字的精美点心，一边望着天光云影在稻田上忽起忽降。”艾义耳承认，对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那几星期里体验到的一切就像一串闪电，换句话说，庸常的生活顶多像在读一本爱情小说，而旅行，则是和朝思暮想的情人突然面对面时真实、狂热的心跳。
我同意艾义耳的观点：旅行，总是向外、向内平行进行的，我们在踏访一个陌生地方的同时，也走进自己内心某个隐密的角落。“去冰岛，是为了寻觅我内心荒如月球表面的风景。在草木不生的寂静旷野里，我发现了往日被话语和琐事淹没了的那部分自己。”
我记得三年前第一次到君士坦丁堡，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哈德良堡以东的色雷斯大地仍像纪德游记描述的一样，几十公里几十公里过去，不见一间房舍，一个人影儿，列车沿着一条小河的曲岸行驶，持续不断地拐弯抹角。欧洲大势已去，这是一条通往亚洲的荒凉古道。暮色四合之际，火车开进市区，铁路紧贴着马尔马拉海，在断断续续的海岸城墙下行进，最后停止在欧洲的最尽头。
然后，是传唤晚祷的广播声，形状像郁金香花蕾的土耳其茶杯，纸币上永远数不对的一连串“0”，金角湾边烤鱼三明治的香气，清真寺地毯上累月经年的袜子味儿，佩腊的红色有轨电车，海峡对岸亚洲大地的朦胧轮廓……第二天，我见到了圣索菲亚大教堂里闪烁明灭的古代镶嵌。
一向自认是那种拙于表达内心感受的迟钝者，但我想可以套用艾义耳的话：三年前那次穿越欧亚大陆的漫长旅行，使我能够在辽远时空中审视自己内心版图的未知之地（terra incognita）：山谷，海峡，沙漠，雪原，古代废墟和地震带，拜占庭以及所多玛……这内心版图仍在不断变幻和扩大，因此，旅行仍在继续。二○○三年六月十九日佩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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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格是中国大陆少见的才子，文风潇洒俊逸。
他写的那些精彩的游记，评论，在中文世界不可多得！（外文世界不可说，可是中文世界中能象他那样融努力于平淡的有几人？）
赋格闲云野鹤一样的人，也难免留下雪泥鸿爪。他没出过一本书，却到处都是文友，酒香不怕巷子深。
我要找一个静心的日子慢慢来读，在路上读，随着他的足迹到叙利亚时慢慢读。
我知道赋格每次旅行都非常艰苦，为查证一个典故，要到罗马去好多次。他把文史掌故都嚼透了，滋味都浸泡足了，才写给读者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