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之所以有名，首先不在于它艺术上的高超，而在于它是1949年以后第一篇受批判的短篇小说，在于它给作家带来的惨痛经历，在于它给文坛造成的心理创伤，使它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抹不掉的一页。
小说讲的是一个出身于城市的小知识分子的丈夫和出身贫农、有着六年兵：「厂经历的妻子，在战争年代，在敌后艰难困苦的生活中感情很好——“她教我纺线，织布；我给她批仿”。虽然出身差别很大，但生活“很融洽，很愉快！”被同事们称许为“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典型”。但进了北京城以后，夫妻在思想、情趣上的差异逐渐显露出来，感情也有了裂痕。妻子依然保持着以往淳朴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对城里的很多现象看不惯，说话做事过于直率和褊狭，有时还要拍桌子，吐脏字；而丈夫回到城市，如鱼得水，不但很快恢复了城里人的生活习惯，对妻子的行为也越来越看不惯。小说通过一系列小故事，故事的口吻，易于被人们接受。像上海这样的市民社会，对这部作品也有强烈的共鸣。即使没有后来的批判，它在当代文学如何切入时代生活方面，是有某种开创性的。
就在小说发表一年半以后，对它的批判突然开始。先是批评家陈涌在《人民日报》1951年6月10日发表了一篇《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接着，李定中在6月25日的《文艺报》（1951年4卷5期）发表了《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继而，丁玲的《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的一封信》发表在《文艺报》1951年4卷8期上。
陈涌把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有一部分的文艺工作者在文艺思想或创作方面产生了一些不健康的倾向，这种倾向实质上也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已经批判过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依据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
李定中以读者来信的方式表达了对《我们夫妇之问》的反感：一、反感作者的那种轻浮的、不诚实的、玩弄人物的态度；二、作者简直在“独创和提倡一种新的低级趣味”。“这样写，你是在糟蹋我们新的高贵的人民和新生活。”“在本质上，这种创作倾向是一个思想问题，似如发展下去，也就会达到政治问题。”
李定中是谁？他真是像文中自称的那样，是对文艺理论一方面表现妻子的行为虽有合理性，却不乏片面与简单；一方面也审视着做丈夫的工农情感麻木，享乐思想多起来。最终，双方在时代生活的启发引导下，经过冷静的反省，都看到了自己身上的欠缺和对方身上的优点，愿意相互帮助，共同进步。
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1950年第1期上，一时好评迭起，被认为取材新鲜、立意新颖、人物生动、语言活泼和富有生活气息，很快被改编成话剧、连环画，导演郑君里还把它搬上银幕，由电影明星赵丹演男主人公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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