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作品在当时之所以引起巨大轰动，是与那个年代特定的意识形态取向紧密相连的。一方面，要对造成国家民族几十年灾难的政治罪魁给予最深刻的揭露批判；另一方面，要重新确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那些曾经被改造打击的对象——知识分子，比如“班主任”张俊石等——重新成了启蒙者。知识分子们在“文革政治”结束后，似乎又找到了世纪之初新文化运动时的良好感觉，他们成了民众的启蒙者，成了社会的代言者，成了新文化的创造者，也成了掌握话语权的人。整个80年代基本上由知识分子引领着一波又一波的文化潮流，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归来”的知识分子与学院中的知识分子，成了思想文化的主要言说者与阐释者，理性精神充盈在他们心中。
80年代的历史以政治性的面貌终结，是知识分子所始料未及的。新时期以来的思想文化启蒙与西学浪潮，还未形成大观就已经被迫终止，深深的历史挫败感弥漫在知识界。“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姿态再也没有优越可言……进人90年代之后，知识分子的自我期待已经降到了百年来的最低点，历史断裂造成的精神裂变使这一群体猝不及防。”①此前，知识分子的人世情怀与忧患意识，让他们以“舍我其谁”的启蒙姿态投入到一种自以为是的集体诉求之中。然而，国家政治与书生意气毕竟不总是在一个层面上，当国家意志以无可置疑的强势占据话语权时，书生意气必然被搁置。在一种不无悲壮的历史回声中，他们选择了以退为进的策略，收拾起张皇失措的旗帜，后退几十里安营扎寨，以期“找到相对安全的学术空间，借以展开自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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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程光炜教授
选择1993年为研究对象，透过文学界与文化界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作品，来审视90年代中国文学的转型与突变，这一独特视角，叙述了当代中国文学转型与突变的一个横断面，揭示出当代中国文学内在变革的动力机制，给出了9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生动图谱。
——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