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谡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但服其心足矣”的策略。诸葛亮叹服地说：“幼常足知吾肺腑也！”因此拜马谡为参军。事实证明，诸葛亮用七擒七纵之法，的确使孟获心服口服，没有复反。
诸葛亮平定南方之后，准备北伐，马谡又献“不战而屈人”之计，他说：“司马懿虽是魏国大臣，曹睿素怀疑忌。何不密遣人往洛阳、邺郡等处，布散流言，道此人欲反；更作司马懿告示天下檄，遍贴诸处，使曹睿心疑，必然杀此人也。”诸葛亮用马谡之计，虽没有杀掉司马懿，却也将他削职回乡。马谡之计为诸葛亮初次北伐便长驱直入打下了基础。
仅从这两件事中就可以看出马谡十分善于出谋划策，他所设之计几乎屡试不爽。但马谡由于经历所限，他从未单独带兵领过重任，所以实践经验比较少。虽自幼熟读兵书，却没有多少实践的机会。另外从他的性格特点来看，他是文臣之才，而非武将之料。长于谋划而短于决断。对于这些长短之处，诸葛亮应该了解，马谡更应该了解。可惜的是诸葛亮不知，马谡自己更不自知。
马谡不能知己，他也没有做到“知彼”。他在冒领重任的时候，并没有搞清守街亭的任务之“重、难、险”。首先，街亭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倘街亭有失，吾大军皆休矣”。街亭直接关系到这次北伐的成败利钝。其次，街亭之地十分难守，因为那里既无城郭，又无险阻。再加有司马懿、张颌这样的劲敌，就更增加了防守的困难。再次，此项任务风险极大。马谡主动写了军令状，“若有差失，乞斩全家”。用全家性命作担保，实在很冒险。如果马谡没有主动写军令状，那么在失败之后，也许不至斩首。
有句成语叫“不自量力”，如果去掉其中的讥讽之意，那么它就从反面告诫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先衡量自己的能力。要量力而行，绝对不能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不管这件事情的诱惑力有多大。《孙子兵法·谋攻》中说：“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既不了解敌人，又不了解自己，那么每次打仗都必然失败。所以说这是马谡的根本性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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