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1962 年生，江苏徐州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政治哲学和宪政理论。著有《理心之间——朱熹与陆九渊的理学》（1992）、《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2004）、《休谟的政治哲学》（2004）、《论相互承认的法权——〈精神现象学〉研究两篇》（2005）、《何种政治？谁之现代性？》（2007）、《现代政制五论》（2008）、《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论现时代的政法及其他》（2009）等。

　　《立宪时刻》选取百年中国历史中一页似乎久已被人遗忘的篇章——《清帝逊位诏书》，从政治宪法学的视角挖掘了其中仍然富有生命的机理。作者认为，在走向共和的古今大变局中，现代中国的立国基础不单纯是辛亥革命那种激进主义立宪精神。它的另一个精神基础体现在《清帝逊位诏书》之中。逊位诏书虽不是一个形式完备的宪法文本，但它总结和承载了晚清以来若干次或被动或主动的改良立宪运动，有效节制了革命激进主义的潮流，弥合了革命造成的历史裂痕。可以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清帝逊位诏书》，共同构成和发挥了现代民国的宪法精神。
　　《立宪时刻》从五个方面论证了《清帝逊位诏书》的宪法意义。第一，它对冲、稀释乃或阻止了南方政权的种族革命激情，避免了类似法国革命的趋势。第二，通过清帝逊位，传统王朝屈辱而又光荣地把王权交给了一个立宪共和政体，整个改变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结构。第三，清帝逊位的优待条件不仅仅是一项政治赎买，更是一个建国契约，它对复辟帝制构成某种制约。第四，逊位诏书确立了中华民国的两个主题，一个是建立共和政体，一个是人民制宪，实现“五族共和”。第五，天命流转问题，逊位诏书隐含着承认人民主权是中华民国的新天命。基于此，作者认为，作为现代中国——中华民国宪制的一个重要构成，《清帝逊位诏书》不啻为一种“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本来这个新政治对于古典政治，对于旧制度、旧传统，也可能采取直接对立的决绝方式，在西方这种方式也不是没有实行过的，例如法国大革命、俄国苏维埃就是采取了这种反对旧制度的决绝方式。但是，在一百年前的中华民国元年，在第一个现代共和国的发轫之初，却并没有遵循这种革命激进主义的方式，并没有任凭辛亥革命的暴力逻辑恣意下去，由于清帝逊位以及通过逊位诏书所达成的契约性宪法性和解，一种英美立宪建国的光荣革命的图景在那个非常时期呈现出一线生机。也就是说，在中华民国肇始之际，我们是出现过这样一次光荣革命的前景的，这样一来，革命对于中华民国元年来说，实质上乃是一种英美式的天命流转，即以革命的方式完成了反革命的诉求，这种“革命的反革命”使得中国古今之变的天命流转具有了别一种意义。
　　首先，这场革命建国是政治主体或国家主人的现代流转，古之帝王以及维系其统治的旧制度被革除，人民成为现代国家的主人，辛亥革命与清帝逊位共同促成了这个转变。其次，这场革命建国，又不是对于传统制度以及其法统的彻底摒弃，而是一种革命的反革命，即由这场革命的参与者及其代表人物，完成了一种反革命的复辟，即以宪法契约终结了这场革命的无限性扩张，这样就避免了法俄激进主义的政治灾难。再次，清帝逊位诏书为这个新的共和国保留了一个维系传统尊崇的虚拟制度，以一种准君主立宪制的拟制形式，保持了传统政治文明的尊严，并满足了人民追溯历史的怀旧激情。由此，古今天命的流转有了一个可供人民凭吊瞻仰的活的象征，而不是死的化石，正像英国伟大的思想家柏克所指出的，“我们迄今所进行的一切改革都是根据对于古代的尊崇这一原则在进行的；而且我希望--不，我坚信不疑--今后所可能进行的一切改革，都将根据类似的前例、权威和典范而小心翼翼地来形成。”这种保守主义的政治态度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中国来说，又有什么不好呢？如此一个天命流转的古今交通之契机，对于第一个现代的中华立宪共和国岂不是一个天赐的嘉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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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华民国肇始之宪法创制
二 《清帝逊位诏书》的宪制背景
1 《临时约法》的宪法短板
A 革命建国问题
B 人民制宪问题
2 从《十九信条》到《清帝逊位诏书》
三《清帝逊位诏书》释义
1 《清帝逊位诏书》之颁布
2 《清帝逊位诏书》之宪法价值
A 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B “袁世凯条款”与帝制复辟
C 三个优待条件及宪法与文化蕴含
D 《清帝逊位诏书》语境下的“中华人民”
E 古今变局中的“天命流转”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