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床养病期间，祖父感受到的最大不适，恐怕是作息时间的改变。平常，他每天睡眠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看书、写作不仅花去了白天时间，而且也会挤掉晚上的休息时间。祖父生病时，我们都不允许他像身体健康时那样熬夜。为了“逃避”我们的好言相劝，祖父常常会在半夜一、两点悄悄起床，用一个厚灯罩把台灯罩起来，然后心安理得地挑灯夜读。那时候，还没有冷光灯，所以家里的台灯普遍短寿。用不了一、两个月，塑料台灯就被“烤”坏了。
生病期间，祖父操心的另一件事是回复来信。礼尚往来，是祖父那一代人恪守的人生原则。对于亲友的来信，无论对方是学界泰斗、晚辈学者，还是普通的文学青年，祖父都会一一答复。倘若有人逢年过节从外地寄来了土特产，他更是一定要让我们买了同等价值的北京蜜饯、滋补品或是古籍善本等物品回赠。按现在的标准，我家那时寄信、寄印刷品或是包裹的数量，已经够“大客户”的级别了。因此，工人体育场邮电局的工作人员对我祖父的名字十分熟悉——不少地址错得离谱的来信，最终神奇地送到了祖父手里。
1996年，祖父中风卧床数个月，积压了大量信函未复。于是，祖父让我把来信一封封念给他听，然后，以他口述、我笔录的方式陆续回信。有的来信，寄来了希望得到斧正的古典诗词作品——那些古诗词段落间的生僻字，让我这个学中文的人都直冒冷汗，但祖父仍然坚持听我读完，并认真地对诗句加以评点……
祖父去世以后，我在网上查到过许多他生前好友撰写的纪念文章。其中，范方暾先生在《姑苏晚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让我感慨良多。范先生回忆说，我祖父给他的最后一封信写于2000年初，共计四、五百字。信的开始，字还写在稿纸格子里，但“后越写越小，字迹出格并向上斜去”。范先生因此揣测，我祖父写信时已在病榻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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