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中，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博物馆学会会员、北京文物保护协会会员。 喜文字，好摄影，偶习绘画。写过若干小说、散文、评论，画过些许漫画、插图。出版《风景——京城名人故居与轶事》共八册，一百万字。 肖东发，197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位委员会主席，现代出版研究所所长。社会兼职有中国教育专家委员会教育读物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编辑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出版著作、教材、工具书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1994年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中青年学术骨干”，六次获优秀教学成果奖，十余次获全国、部委及校级优秀科研奖。

    《北大燕南园的大师们》作者肖东发和陈光中带领我们探访北大燕南园名人故居及其轶事，饱含感情地书写了历史学家洪业、向达、翦伯赞，数学家江泽涵，物理学家周培源、饶毓泰、褚圣麟，经济学家马寅初、陈岱孙，哲学家冯友兰、汤用彤、冯定，化学家张龙翔、黄子卿，语言学家王力、林焘，美学家朱光潜，生物学家沈同，法学家芮沐，文学史家林庚，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等大师名士在燕南国的生活与工作。
    《北大燕南园的大师们》展示了这些大师的风骨和智慧，勾勒了燕南园的历史风云，描绘了北大的精神与气象。全书语言厚重，资料丰富，把人文与风物结合在一起，使人读懂燕园的魅力、北大的魅力、教育的魅力、学术的魅力、文化的魅力。

    1895年12月4日，冯友兰出生于河南唐河一个封建大家庭里。他祖上是清初时从山西高平迁来的，靠酿酒为业，到了祖父一代家境已经较为殷实，因此孩子们长到7岁便开始读书了。按规矩，自然是先从《三字经》开始，然后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后来冯友兰曾经说：“在中国，哲学与知识分子人人有关。在旧时，一个人只要受教育，就是用哲学发蒙。儿童入学，首先教他们读‘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是新儒家哲学最重要的课本。有时候，儿童刚刚开始识字，就读一种课本，名叫《三字经》……就是它，开头两句也是‘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孟子哲学的基本观念之一。”
    冯友兰的父亲是位进士，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可谓“书香门第”。在清代，当了进士就是踏上了仕途。父亲先是担任了一些杂职，后来派任湖北崇阳知县，不料只当了一年县官就病逝了。那年冯友兰13岁，有一件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他随母亲护送父亲的灵柩返乡途中，听到了慈禧与光绪去世的消息。 在冯友兰的人生之初，母亲的影响是很大的，让孩子努力读书是她最大的愿望。冯友兰的弟弟景兰后来成为著名的地质学家，妹妹恭兰（也名沅君）成为著名的文学家，都与母亲从小给予的倾心关注是分不开的。比如沅君，幼时便被父亲许配了人家，长大后在哥哥影响下接受了许多新思想，一心想到北京女子师范读书，母亲当即同意了。有人提醒说，是不是应当同男方商量一下？母亲说，既然已经决定去了，那么既不必商量，也无需打招呼，否则万一对方反对，倒不好办了。可见为了让孩子求学上进，母亲始终是不遗余力的。辛亥革命后，母亲还当上了唐河县一所女学的学监，她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吴清芝”，还很正规地印了名片。她教导学生说：“叫你们来上学，是教你们一些新知识、新本领，并不是叫你们用新知识、新本领代替旧规矩。”这种“新旧相辅”的认识，对冯友兰日后哲学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1910年，冯友兰和弟弟由伯父做主考上县里高等小学，接着他先后到开封中州中学、武昌中华学校读书。1912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他考入了上海中国公学。他离家越来越远，一步步走进了外面的大干世界。
    没有人能说明冯友兰为什么喜欢上了哲学。冯友兰自己也没有作过太多的说明，他只是说：“对于逻辑的兴趣，很自然地使我特别想学西方哲学。”
    他是在进入中国公学后不久开始学习“逻辑”的。有趣的是，那几位教逻辑的老师，要么把英文的逻辑讲义纯粹当成一本英语教科书使用，要么自己也“实在不懂什么是逻辑”。冯友兰倒很宽容，说：“我们也难怪这位老师，当时在中国，稍微懂得一点逻辑的人实在是很少有。”——然而，不懂逻辑的老师却教出来一个一心想搞懂逻辑的学生，这岂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解答这事情的答案只有一个：兴趣。
    当时，全国仅北京大学一所高校设有哲学系——那时不叫“系”而称“门”。因此，1915年冯友兰在中国公学毕业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报考北大。
    但是，北大虽然号称有三个“哲学门”——中国哲学门、西洋哲学门和印度哲学门，实际开设课程的却只有中国哲学门，而老师讲课的内容却很不对冯友兰的胃口，他觉得那些教授连哲学与哲学史的概念都搞不太清楚，实在令人失望。一年多以后，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开始着力改革，北大面貌为之更新，一大批各有所长的学者进入北大校园，带来了一股清新的学术空气。尽管冯友兰不久之后就毕业离校了，没有赶上1919年的五四运动，但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对他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已回到开封教书的冯友兰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了一份名叫《心声》的刊物，以响应五四运动。冯友兰在为《心声》撰写的“发刊词”中写道：“破老套而促进化：此本杂志之所以作也。……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
    就在这年秋天，冯友兰考取官费留学，离开祖国，赴美国寻求“外界思潮”去了。
    冯友兰在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哲学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就是一个十分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西方为什么富强，中国为什么贫弱？他所发表的第一篇重要文章的题目就很有些惊人：《中国为何无科学——对于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结果的一种解释》！
    他这里所说的“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他认为，近代科学要么是寻求认识自然界的知识，要么是寻求统治自然界的权力。而中国的哲学只追求内心的幸福，用不着那些“权力”和“知识”，所以当然就不会有近代自然科学——因为用不着！后来他先后写出了几本书，其代表作是《人生哲学》。他这个人生哲学可不是普通百姓理解的那种世俗概念，像“某某人的‘人生哲学’就是爱占小便宜”之类。哲学家使用的是抽象概念，比如他所说的“宇宙”并不是那个具体的、繁星点点无边无际的太空，他所说的“树”也绝不是“柳树”、“杨树”之类具体的树，所以，哲学家所进行的逻辑思维也叫“抽象思维”，就是这么个意思。说到底，哲学家所思考的，主要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冯友兰的《人生哲学》所谈的，也正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不过，他毕竟是“初出茅庐”，对于自己的著作并不满意，认为它缺乏统一的观点和中心思想，只能算“杂家之言”。所以他说：“杂家之言好比宴会中的拼盘，无论拼盘做得怎样精致，但拼盘总是拼盘，不能作为正菜。”
    然而通过在《人生哲学》中对中西方哲学史所作的系统比较，冯友兰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哲学史——尤其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当中去了。
    冯友兰把自己一生对哲学的探索过程分为4个阶段，《人生哲学》是第一个阶段的代表作。他个人的人生轨迹自然是与这4个阶段基本重合的。
    ……

走进燕南园（代序）
一、燕南园50号的向达
二、燕南园51号的饶毓泰与江泽涵
三、燕南园52号的黄子卿与林焘
四、燕南园53号的齐思和与沈同
五、燕南园54号的洪业
六、燕南园55号的冯定与陈岱孙
七、燕南园56号的周培源
八、燕南园57号的冯友兰
九、燕南园58号的汤用彤
十、燕南园59号的高厚德与褚圣麟
十一、燕南园60号的夏仁德与王力
十二、燕南园61号的侯仁之
十三、燕南园62号的雷洁琼与林庚
十四、燕南园63号的马寅初与魏建功
十五、燕南园64号的翦伯赞
十六、燕南园65号的芮沐
十七、燕南园66号的冰心与朱光潜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