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2011年的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全国的网友在线交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幸福的标准是什么”。联想到近年来温家宝总理在多个场合曾经强调过这样的观点，即“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从人类的终极梦想变成挂在各级政府的施政纲领之时，“幸福，，显得很神圣，也有些沉重。正如我国著名的政治学者俞可平所言：“全球化时代，政府的责任清单中增加了‘幸福’这一醒目的字眼。”
从不同的层面来理解，对幸福的界定自然有不同的含义。每个人都想得到幸福，而每个人都从自身的角度去定义何谓幸福。因为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幸福既具有主观上的感觉，也有客观上的认识。不过即便如此，人们心目中对于“幸福”的反义词肯定包含了类似“贫穷”这样的术语。因为“贫穷”既有物质上的匮乏，也有权利上的不足之意。《相思湖管理论丛：发展型社会政策与我国农村扶贫》的目的并不是讨论“幸福”这样一个具有多重内涵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术语，而是从“贫穷”这一概念出发，讨论如何使贫困者获得接近幸福的社会途径或者说政策机制。
社会政策的概念来自西欧。随着19世纪中叶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社会问题，尤其是贫困问题在英、法、德等国尖锐地表现出来，旨在矫正由贫困而引发社会问题的公共机制，即社会政策由此发端。随后在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内，社会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机制也开始逐步建立起来。但是无论在社会福利长期发展的欧洲，还是在广泛利用商业保险的北美，社会政策以及与该概念紧密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可以说，社会政策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更新的领域，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就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政策的核心理论是将社会政策看成是生产力的一个要素，是一种社会投资行为。
对我国农村扶贫途径的关注是我在上海交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兴趣，而2008年碰巧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西部农村扶贫与社会政策研究（08BSH030）。在这之前，我又主持了广西民族大学2006年的重大社科基金项目：广西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研究。可以说，社会保障、失地农民、农村扶贫等相关概念一直属于我这几年在教学和科研道路上努力追寻的几个关键词，《相思湖管理论丛：发展型社会政策与我国农村扶贫》的出版算是对我这几年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阶段性回顾。
从“贫困”这一与“幸福”相对概念的比较意义来看，社会政策的嵌入途径既可以作为政府的公共治理活动，也可以作为社会自我运行的机制。对我国广大的贫困农村而言，贫困的内涵体现出层次性的叠进之意，表现出物质的匮乏、政治的弱势、参与机会的丧失、社会资本的缺乏以及人生价值的淡漠。这是社会政策视角下对贫困内涵的解释，但是传统的社会政策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补缺型公共治理，而发展的内涵与意义凸显不足。此外，我国的农村扶贫是以经济政策为主的政府治理行为，如西部大开发、产业转移等方式，其关注的是效率和收入的增长，这完全可以用线性的数字，如GDP增速、脱困人口数量等来表达的。相比而言，今天处于重建中的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却又具有滞后性，与经济政策的不均衡地位影响了反贫困的效应。发展型社会政策关注的是贫困者的发展和公平，按照我国部分学者的观点，扶贫的指数不仅涉及经济生活质量，还涉及政治生活质量、文化生活质量、社会生活质量、生存环境质量等，最重要的是用社会质量来反映减贫的成效。发展型社会政策重点体现了贫困者在生计上的发展权利，此即《相思湖管理论丛：发展型社会政策与我国农村扶贫》力图阐明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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