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方面的研究,北村稔赞同孙歌提出的应当重视“感情记忆”在历史研究当中的影响、复原历史的紧张和复杂的提法。但也同时提出·感情记忆也很容易成为被意识形态或政治利用的对象(《探究》第190~191页)。或许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他对中国民众“拘执于”南京大屠杀事件中“三十万人”被杀这一观点表示遗憾,认为这是一种“爱国虚言”,就像李白的“白发三千丈”一样充满夸张意味。诚然·南京大屠杀研究对于中日两国的研究者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历史话题,它关乎两国民众的历史记忆。柯林武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是过去思想的重,演”。对于中国人来说,“南京大屠杀”是一个被赋予很多感情意味的概念,它象征着日本军队在上个世纪侵华战争中对中国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离开这个思想背景,将无法真正理解“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意义。而对于加害国一方的日本,其国民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由于立场以及所接受的教育的差异--显然和中国人是不一样的。日本人本身也是二战的受害者,对二战的历史记忆也包含了诸多的怨愤和不满。一个“求真’的话题在古今中外的历史研究领域探讨了几千年,现在、以后也都将继续探讨下去,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够真正超然物外、摆脱周围的思想背景去从事绝对客观的历史研究。客观地说,中日双方的大屠杀研究者都存在立足于自身立场自说白话,缺乏深入沟通的问题。这也使得双方民众至今无法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真正打开彼此之间的心结。
历史的记忆使得学术研究变得复杂,充满变数,而不是简单的数字游戏,或者资料的堆积。然而,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史学研究毕竟还是有一定的法则的,那就是以尽可能多的真实史料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尽可能深入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无限接近历史的真相。北村稔以“客观”责人,而其本人在史料的搜集上、在论证的过程中却未能实事求是。其所谓“从文明史的角度看待南京事件”的理论建构也就变成沙上之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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