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谈话录》初版时原名《新城对》。“新城”系指台北近郊柏杨居家所在的“花园新城”,而“台北”作为柏杨的发声场域,于他而言则无疑是生命中的“新城”。至于“对”,让我们想到宋玉的《对楚王问》以及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指出一种“对话”的情境,而一般在甲和乙之间的问对,甲何以会向乙提出这样的问题,乙又为什么会这样回答,其中必有现实的针对性,也可能会有解决问题的对策。
柏杨之所“对”,全是针对媒体编辑、记者,或独立撰稿人所提问题的回答?提问者会有充分的准备,不同的媒体,不同的诉求重点,相同的是受访者柏杨这个主体,他这个人,他写的书,他做的事,一切的闻见思感,都在当下立即回应,当然会比较直接,但由于书写者是他人,在传达上可能比较难以掌握。 当柏杨把这些篇章结集出版,他必然仔细阅读,准确性应该没什么问题。
总的来看,这些访谈录所涉的话题极多,从自己的生命史到民族的文化史,从两性关系到两岸关系,从历史纠葛到现实冲突,柏杨时而高亢,时而低沉,随记者笔尖所流泻出来的是国族大愿与人间大爱,把读者带回到对话的现场,聆听着一个有知识和智慧的老人,对于恶政的怒吼,对于人性尊严以及人权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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