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问号看历史：激扬文字》是当今中国最优秀历史学者作品的通俗历史读物。文章精选自《南方都市报》历史版，聚焦民国文化人物，定位中国近现代史，希冀对我们传统历史教育中因各种原因而未被认识、被忽视，甚至被遮蔽的历史，做出某种程度的补充，因而谓“带着问号看历史”。
　　《带着问号看历史：激扬文字》中没有抽象宏论，而是将人物、事件还原到具体的历史境况中，让读者触摸鲜活可感的历史肌理。比如问“维新公子”陈三立（陈寅恪之父）为何成了文化遗老，康有为被传“西安盗经”的真相究竟如何，从张爱玲的一篇佚文探讨苏青与姜贵之间的一段情，梅兰芳“蓄须明志”时期的戏外事等等，极具可读性。
　　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是《带着问号看历史：激扬文字》编辑组稿的基本准则。拒绝人云亦云，东拼西凑，在学术品位与大众趣味之间寻找到平衡点，以沉静的阅读，去消弭浅薄对抗浮躁。《带着问号看历史：激扬文字》稿件自刊发以来，一直在学界与读者中有良好的口碑，影响力也从媒体到了学界，而到达社会大众。

　　真实的历史，并不枯燥，它甚至比情节曲折的小说更动人，因为它是关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故事。《南方都市报》人文系列丛书在历史学家与普通读者间架起了一座桥，使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得以在此发表，读者可以了解真实的历史。
　　——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陈红民

　　历史是需要带着问号去看的。不仅是问历史，也是问自己。
　　——厦门大学教授  易中天

　　历史充满未知领域，因此抉幽探隐、揭示真相，就成了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也是历史学的迷人之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杨天石

　　四
　　1914年夏天，等到陈三立与康有为在上海见面时，大清王朝已经崩溃，当年他们走的是两条不同的改革路线，简单地说康有为更激进一些，陈家父子主张渐进、稳健，慢慢来，不要操之过急。而此时此刻，当他们一起喝酒叙旧时，当年的分歧已不再重要，毕竟都是“先帝旧臣”，同是戊戌维新党人，新生的民国对他们而言是那么的陌生和格格不入。在以后的十多年中，上海辛园、杭州丁家山都留下了他们叙旧的声音。康有为60寿辰他送去贺联，康有为70岁时他又作寿诗。
　　当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他们还是有着不同的立场，袁世凯称帝时，日本方面企图拥宣统复辟，集中在青岛的前清旧人（包括康有为在内）一致赞同，而在上海以遗老自居的陈三立等人多不同意，他们认为这是把宣统放在柴禾上烧。张勋复辟，陈三立也认为“此事宜大大谨慎，否则皇室待遇，必出奇变。段祺瑞自命开国元勋，北洋兵权尚有把握，安保无事。”所以他对整个复辟“未多参与机密”。
　　1922年冬天，梁启超到东南大学讲学，陈三立和他在南京重逢，并在散原精舍设下酒宴，特别“开五十年陈酒”，盛情款待梁启超，梁启超大开酒戒，“相与痛饮”，“大醉而归”，追怀当年往事，两人禁不住“嘘唏长叹”，伤心不已。时务学堂学生蔡锷的早逝引起了他们无限的伤感，他们同声叹息“今不可复得矣”。
　　陈、梁晚年天各一方，互相思念对方，1926年梁启超给爱女的信中还提到陈老伯也患便血病，怕不容易好。此前1923年，陈三立的大儿子、画家陈师曾（衡恪）盛年病故，梁启超出席追悼会并讲话。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平离世，陈三立与张元济、陈叔通等在上海发起公祭。
　　陈三立曾致力于革新，站在时代的前面，四十几岁时在湖南辅佐父亲，翩翩一个佳公子。最后落花流水都成空，等来了一个他不认识的新时代。在他送给梁启超的诗中，最值得寻味的两句是：
　　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
　　可以说，戊戌变法的失败击碎了他所有变革求新的梦想，他的满腹抱负都化为流水，他从此以“神州袖手人”自居，其中的痛苦难以言表，在漫长的后半生，他确实成了名副其实的“神州袖手人”，只是以诗酒自娱。1904年是慈禧太后70大寿，为营造和谐的气氛，清廷赦免了康、梁之外的所有戊戌党人，并多次有意起用陈三立，都被他拒绝。辛亥革命之后，面对改朝易代，陈三立一而再地发出哀叹，始终不认同新生的民国。严复出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务（就是现在的北大校长），请陈三立前往任职，他也坚辞不去。
　　他生命的最后时光是个旧诗人，虽然声誉很高，但终究有着浓厚的遗老气息，仿佛像个古董。可是，在戊戌变法时代，他却是个新人物，浑身上下散发着新气息的新人。在晚清，他作为新人物，在守旧派看来不合时宜。在民国，作为遗老，他还是不合时宜。所以他的一生似乎都不合时宜。
　　从陈宝箴、陈三立到陈衡恪、陈寅恪，陈家三代，“义宁陈家”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中国近代以来，显赫一时的家族也多矣，大部分昙花一现，能绵延几代，为世人尊敬的，实在少之又少。1923年，陈三立的夫人俞明诗病故，接着，他们的儿子陈衡恪（师曾）一病不起。接连的丧妻丧子之痛，使七十老翁不堪忧伤，三个女儿很为他担心，送他到杭州西湖边休养。1925年，他为夫人、儿子在杭州西湖畔的九溪十八涧、牌坊山下选定了墓址，而且准备自己将来也葬在西湖，他献给亡妻的挽联说：
　　一生一死，天使残年枯涕泪；何聚何散，誓将同穴保湖山。
　　陈三立先后在杭州租房住了几年，他的诗集中留下了很多与西湖有关的诗。1924年春天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到杭州登门拜访，两个语言不通的亚洲诗人在西子湖边见面，身后站着青年诗人徐志摩等人。他们的合影和有关消息登在报纸上，传为文坛佳话。
　　1937年，当“七七”事变发生时，80多岁的陈三立正在北平，天天关心战况，幻想着奇迹发生，捷报传来。面对强敌入境，大好河山即将沦陷，他显示出一种浩然之气。8月8日，日军进城，他拒不服药，甚至拒不进食，一直撑到9月14日，他终于“忧愤不食而死”。临终之际他还发出这样的疑问——中国人岂能猪狗不若，任人宰割？
　　山河破碎，一直等到1948年陈三立归葬西湖的心愿才得以了却。从此，杭州牌坊山下成了陈家永远的托梦之地。陈寅恪生前也曾有归葬西湖父母、兄长之旁的想法，这个愿望恐怕不可能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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