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梁山泊弟兄对彼此亲热、友好的称谓，并非是一个可以严格规定内涵的名词。这种称呼的使用并不是为了进行某种品质的认可或者某种规则的认同，而是用来实现网络内部关系的维护及成员关系的协调。具体而言，这个词义界限模糊的称呼通过其工具性的使用，在最大程度上构建了彼此之间的紧密联系，虽然带有封闭性等明显缺点，但也能使由各类社会游民所组成的梁山泊弟兄网络覆盖更多的群体，使群体内部变得更为稳固和团结，为个人和集体赢得更多的利益（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从一个更为狭义的角度来讲，在此书中，“好汉”其实是只属于这一百零八人独有的称谓，只是这个网络内部所流通的一种辨识语符，它与其他主体问关系流动的因素一起，为整个梁山领导集团网络的运转服务，同时也为每个网络个体——梁山各弟兄——的利益服务。
这种关系本位的现象是中华文化语境中的常见事例。“好汉”这一语符定义的关系色彩并非仅限于《水浒传》这部小说中，而是中国文化中“身体－家庭－国家－天下”这一伦理结构的自然延伸，乃是儒家内核中“义”之思想的流变发展，也是梁漱溟先生所称的“伦理本位”社会的必然产物。从更为具体的角度而言，就是“悌”所规定的“兄弟”关系的一种世俗化变体。整个中国社会（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一种家庭关系的泛化产物，或者说，是一种类家庭化的结构关系。这种以家化国、家国同构的思想驱使着每个个体都将自己周围的其他人家庭成员化。因此，君臣关系成了父子关系的推延，朋友关系是兄弟关系的推延。而且，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这五组关系中，父子（君臣为父子的延伸）、夫妻等明显带有纵向制约性，不对称性比较明显，使得这种社会关系的构建比较困难且易受限制。而兄弟以及由之延伸出的朋友（泛家庭化的朋友，非西方式的）之情更多是一种大致平等位置上主体问的彼此认可与认定，相较前者则容易得多。所以，这就决定了在中国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关系网络的扁平化发展趋向——既然纵向上的关系发展容易受限，而关系对于国人又意味着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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