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本不是个词人，而是一个有英雄才略的人物。他内心无法泯灭的英雄意识以及所带来的苦闷随时都在词作中表现出来。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理想，就拿到醉梦当中得到满足。他年轻时就曾带领只有几人的队伍冲进金人的营地，活捉叛徒，号召一万多起义军反金。在《破阵子》中，他“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在《一枝花·醉中戏作》中，词人在醉梦中想象自己成为手握重权的“擎天手”，腰挂“大如斗”的“黄金腰下印”，驰骋沙场，痛快杀敌。此时的情景虽然美好，但清醒之后回到现实，词人只有更多的痛楚。“壮怀酒醒心惊”（《临江仙》）之余，一句“可怜白发生”（《破阵子》），顿时由豪情万丈转入悲凉、沉郁。“白发空回首，那时闲说向，山中友”（《一枝花·醉中戏作》），现实生活的无奈与梦境中的豪情形成鲜明对比，更凸显壮志难酬的悲凉。在他的心中，青年时代的英雄气概成了他永远的追忆和无法弥补的人生遗憾。这类词显出苍凉悲壮、沉郁顿挫的特点。在悲愤的歌吟中，激荡着一股备受压抑却又掩不住的英雄气。“他的忧愁源于目标期待很高却又无法实现。强烈的成就欲望被现实阻遏，构成悲剧冲突，酿成他大半生在愁天恨海中消磨生命。”于是，稼轩笔下的酒意象是以英雄人格难以实现的深悲大恨为深层心理动因的。
综上所述，同样的物象在风格有所不同的词人笔下构成了意趣、内涵不同的意象，从而也折射出各自不同的文化蕴涵。
东坡写月，希望月明，希望月圆，但并不计较“阴晴圆缺”；他写花，亦写人生，写冬梅可以报春，写落花并不悲春；写酒，也写酒中的豪情与醉中的愁苦，但终究应是“以酒开怀”。无论“月”、“花”、“酒”都表现出东坡对人生的参悟，对人生“一蓑烟雨任平生”，“何妨吟啸且徐行”的坦荡襟怀。苏轼处于北宋中期，这一时期，宋代社会在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方面出现一系列的变革主张和实践，如“庆历革新”和“王安石变法”等，并由此引起广泛的争论乃至激烈的斗争。苏轼因为不赞成新法，而遭受“乌台诗案”的迫害，不容于新党掌权的元丰、绍圣年间，又因不赞成尽废新法及不喜理学家而不被容于元韦占年间。经历多年的宦海风波和人生挫辱，苏轼清醒地看到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阴暗、卑琐，感到人生的无奈。他因此从老庄哲学、佛禅玄理中追求超越的解脱，来求得个人心灵的平静。苏轼常常在创作时由不平而起，最终归于平静、淡泊、洒脱。正如论者所说：“在苏轼的思想中，儒释道三家思想已被打通，为其所用。他以儒家思想从政，以看破忧患的道家态度养生，以看透生死荣辱的佛家态度迎接人生磨难。”他汲取了各家之长，并行不悖，形成了东坡独具个性和魅力的旷达人生。
稼轩笔下的月意象则着重突出“明月”，表现他对清明的朝政的向往，更突出自己要扫除遮月者的坚定信念，坚决维护“月”的明朗；他的花意象不是用梅花、桂花来象征个人品格的高洁，便是用牡丹来象征南宋苟且偷安之人；他的酒意象不但表现了酒中的豪情，更显出醉梦中对理想的苦苦追寻，以及酒醒后回到现实的无限悲凉。无论“月”、“花”、“酒”都表现出稼轩作为一代英雄人物浓烈的爱国情感、坚定的报国志向、崇高的人格和壮志难酬的深沉忧愤。辛弃疾出生在北方金人统治区，当时北宋已覆亡十余年。他在青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他又不像苏轼出生在文士之家，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是残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著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圆滑，又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他于本应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使他难以忍受。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一面在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他的心中始终郁结着深深的“军人情结”，所以在他的词中始终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豪情。他总是以炽热的感情和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英雄的忧患意识、崇高意识、苦闷意识成为他英雄人格最核心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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