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三个传播时代的划分与公益性剖析
　　本研究认为，“公益”的内涵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变化的。为了研究的方便，以媒体的显著本质属性为标志，划分中国电视媒体发展的三个传播阶段，也即新中国成立前至改革开放前的政治传播时代、改革开放后约30年的经济传播时代和即将到来的公益传播时代。
　　政治传播时代公益性剖析。政治传播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了推翻旧社会、解放全中国而夺取政权，党的媒体的公益性就体现在夺取政权、发动群众和宣传主张三个主要方面，这是媒体公益性的发端。
　　经济传播时代的公益性流变。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媒体功能开始分化，属性表现多元化。期间，政治性与经济性呈现出博弈状态，表现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冲突，经济性与公益性也呈现出博弈状态，表现为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之问的冲突。在公共文化服务提出以后，广电媒体身份的纠结状态和媒体管理制度的复杂性及短期性矛盾，得以部分消解，其公益性得到提升。
　　公益传播时代的内涵探究。以教育电视媒体为依托，建立和完善我国公益性媒体资源平台，探讨其制度安排、媒体本质、核心内容、未来走向等方面。这对中国而言，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对世界媒体生态则不失为制度创新贡献。
　　当然，上述划分方法并不意味着在各个历史阶段中，媒体只有单一的属性，而是指媒体因社会发展背景的历史变迁，其属性上升到显性特征的传播现象，分析公益性是如何从隐性属性演变为显性属性的。通过历史角度分析，论证公益性既不是凭空提出，也不是“贴标签”，是有着历史发展缘由和脉络的，以进一步提出和论证教育电视媒体公益性为由公益思想、公益内容和公益行动组成的三维结构。
　　再者，三种划分方式更不是绝对的，仅仅为研究的需要或角度，并不意味着，在三个阶段中媒体属性相对独立存在，事实上却是同时存在的。尤其是在公益传播时代，也仅仅针对于教育电视媒体而言，对于庞大的广电媒体系统，由于其复杂的频道设置、功能分配，集团化的管理格局，情况要复杂得多，因而不可妄加推及。
　　3．社会需求变化与新媒体技术引发的媒体平台发展趋向
　　当今社会，所有媒体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新媒体技术的影响，教育电视媒体也不能例外，人们生活、工作和学习各方面的媒介接触方式发生着巨大变化。学校、家庭和社会对基于新媒体技术所提供的服务方式、内容等方面需求的变化，使得教育电视媒体不得不与新媒体“联姻”，并衍生出新的媒体生存形态和法则，以至媒体规制的相应变化。这是人与媒介关系变化的历史潮流，即“人一媒”关系由人的被动接受转向主动选择，更进一步转向通过媒体表达自身需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对于教育电视媒体而言，必须从“向社会公众提供以电视节目为主要内容的频道”向“提供综合教育资源服务的平台”转型，否则，将可能被公众所遗弃，被其他媒体所取代。我国媒体管理高层早巳认识到这一点，为此，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蔡赴朝提出，“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积极拓展网络报刊、网络广播电视、手机报刊、手机电视、移动多媒体等新兴领域和新兴传播阵地，使新兴媒体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问。”①显然，这样的要求并不能理解为仅仅针对广电媒体而言，教育电视媒体安能置之度外？只是侧重点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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