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广播电视学是一门交叉性的学科。它承继了新闻学、艺术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特点，也与产业经营管理、信息工程技术等学科密切相关。各学科的研究特点和方法都在广播电视学的研究实践中得以体现。因此，在具体的广播电视研究中我们需要把握以下主要原则：
1．社会性原则
毋庸置疑，广播电视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但同样也是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需要而产生，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在努力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公众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从本质属性看，广播电视学的社会性与生俱来。一方面，广播电视的产生和发展必然受到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科学技术进步水平与社会发展状况决定着广播电视的发展状况，社会的经济条件、政治体制和文化方针等，决定了广播电视传播的目标、规制、观念和经营方式；另一方面，广播电视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并反过来对社会产生或此或彼的影响与作用，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从广播电视与我们当代人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对社会与文化的影响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在广播电视研究过程中，应始终贯彻社会性原则。
2．融合性原则
从学科构成看，融合性是广播电视学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广播电视学融合了传播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又吸收了信息科学等自然科学技术的营养。众多学科融合、渗透使广播电视学表现出一种立体交叉的视野和运作方式。从传播符号的角度看，广播电视“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特别是电视的视听构成使其能够承载更加多元的信息，能够融合更多的艺术形式。20世纪末以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及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给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传统媒体带来了挑战。新技术出现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媒介融合包括技术融合、运作方式融合、产品融合、市场融合、组织机制融合等方面。具体来说，在媒介技术上，数字化、网络化使文字、图像、视频、音频等形态的媒介内容都可以转化为数字形式来传输和存储，并依托互联网在同一平台上呈现，从而模糊了不同介质之间的物理界限，统一为某个数字终端的“融合媒介”；在产品形态上，多媒体产品成为主流；在媒体业务上，产生了“融合新闻”生产模式；在市场上，媒介融合使原来分立的媒体之间、广播电视与电信业之间呈现市场边界消融、媒介一体化集中化趋势加剧；在组织上，媒介融合导致媒介内部组织的重构。总之，在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现实环境中，广播电视的传输手段、接收途径、互动方式、节目形态等都体现出比以往更加复杂变化的状态。所以，在媒介融合的时代，坚持广播电视学研究的融合性，顺应了技术与学科发展的新趋势，是增强学术研究生命力，拓展研究成果适用性的必然要求。
3．开放性原则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理论边界的适度开放性对于一个学科建构与创新具有积极意义。学术研究永远是开放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开放式思维方式是广播电视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和有力保障，必要的争鸣与探讨也是活跃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式。首先，我们研究者思维模式由单一转向立体，思维方法由单纯转向复杂多样，思维客体囊括微观与宏观。要具有开放式研究的胸怀，摈弃因循守旧的观念与方法、手段。其次，广播电视学研究要积极向国外广播电视理论开放。应该承认，西方广播电视实践与理论研究起步更早，也更趋向于成熟。如美国纽约学派的电视理论、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电视理论、西欧的布尔迪厄与丹尼斯·麦奎尔的电视理论，还有西方广播电视理论中的电视叙事学分析理论、电视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等，都是广播电视理论建构有着重要贡献的成果。了解、借鉴和吸收国外广播电视学理论成果，也是我国广播电视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因素。
4．实践性原则
从本质意义上讲，任何真正科学的思想观念和理论话语都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广播电视学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实践是广播电视学研究的源头活水。近30年来，中国广播电视坚持“自己走路”的实践原则，无论是体制改革，还是机制创新；无论是技术进步，还是节目形态研发，在实践层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当广播电视改革与发展遭遇瓶颈，业界又亟需先进的理论予以指导。在传播方针制定、传播对象确立、传播效果测评等方面，广播电视研究都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并重、技术与艺术结合。在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关系上，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应该向蓬勃发展着的鲜活实践聚焦，在实践中升华，在实践中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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