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样是否可以断定，汉字是到了夏禹时期才进入成熟期的呢？还不能这样说。因为一般说来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突然出现的，都必然有一个从孕育、发展到成熟的进化阶段。再从考古实际来看，早在夏禹以前，中国已有了成熟的汉字。其依据和证据是：
首先，夏禹时代历史已有文字记载，自商周一直流传下来，这以《尚书禹贡》为代表。《尚书》是西周国家档案馆藏的虞、夏、商、周历史资料，是可靠的。这已被历代考古成果所证实。本世纪初，我国考古界得到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遂公盈》，其铭文中有“禹敷土”，“随山浚川”等字样。经查，“禹敷土”一语，就出自现行本《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而“随山浚川”一语，则出自《禹贡序》：“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遂公盈铭》无论从文体上和内容上，都能证明《禹贡》是可靠信史。
到了春秋时候，又出土的两件青铜器《秦公簋》和《叔夷钟》，铭文中也都记载了大禹的事迹。《秦公簋铭》中有“禹迹”，“蛮夏”等字样。《齐侯铭》中有“前伐夏司（祀）”、“处禹之渚”字样。
这几件青铜铭文既然证明在西周春秋时代国家档案中即有夏禹的历史记载，证明《尚书》中的“禹贡”是可靠的。那么禹贡前面的《尧典》、《舜典》两篇也是可靠的。就是说，在西周的国家档案馆里就存放着帝尧、帝舜的历史资料。但是这些历史资料在当时是以什么形式存放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北宋理学家朱熹早有研究结论。尧的历史何以称“典”？朱熹注日：“典册置于几上。此为以简册载尧之事，故名尧典。”清人崔述《唐虞考信录》也对此有过解释：“唐虞之时虽有典册尚未有史籍。二帝既崩，夔龙之徒，以为尧舜功德龙盛，实开万民之天，生民以来，未有伦比，不可不著之史册，以传于后，故撰《尧典》一篇，于是始有史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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