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之术与教育之道
中国人有句老话,叫“无知者无畏”,我之所以敢到这里来,除了“无知’’的因素外,还因为有俞敏洪的一个比喻作鼓励。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东西能够到达金字塔塔顶,一是雄鹰,一是蜗牛。今天我作为蜗牛,到教育高地体验来了.
常言道,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但是,只有规矩也只有方圆。世界并不能仅仅只有“方”与“圆”。如果说“规”、“矩”是“术”,那么天地之间必另有其“道”。在教育领域,“术”是技术、方法,“道”是思想、境界。有术无道,止于术;有术有道,方能既行之有路,又能抵达“众妙之门”.
今天我试图讨论的话题是“教学之术与教育之道”。
方向比行动更重要,很多时候,“我们该做些什么”之前,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思考,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
为什么要有教育?这是思考有怎样的教育、怎样进行教育的前提。古今中外洋洋大观的教育论著深入全面地诠释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要用通俗的语言给一个通俗的说法,那么我认为,教育就是否定某些自由,把人的思想和行为带人特定轨道,进而让更多的人获取更大的自由。一个生命个体,在没有教育之前,他是为所欲为的,他可以想走就走,想在哪里走就在哪里走,他可以走马路左边,走马路右边,或者走马路中间,走马路牙子,甚至走在马路之外的屋顶上、庄稼地里。教育就是教会他“红灯停绿灯行”,教会他“行走靠右边”,告知他即便一匹马儿受惊闯进麦田,它的主人也要割发代刑以示认罪。教育之后,社会契约才能得以完善、执行,才能发挥它所预期的社会功能。
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的中国教育特别表现了教育的这一特点。被奉为教育祖师爷的孔子,“仁”是其教义的核心,但他更强调“克己复礼”,他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一一在孔子眼里,“礼”作为一种社会规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教育的永恒追求。《论语》里记载这样的故事:孑L子喜爱的学生颜渊英年早逝,死后连安葬他的外椁也没有.颜渊的父亲找到悲痛不已的孔子说;您能不能将您的马车卖丁将孩子安葬啊?孔子正色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意思是说:因为我曾经做过大夫,所以是不可以步行的。在孔子的意识里,“礼”是比“人情”更高的规则。在先秦有集大成之功的荀子在文章里指出“木直中绳,鞣以为轮”——过去的木匠都有一个墨盒,绳线穿过墨盒便成了墨绳,将墨绳拉直以后固定两端,就可以在木头上弹出一根笔直的墨线,木头上的两根墨线之间,就是笔直的可用之材。“木受绳则直”强调的是“木料”必须接受“墨绳”的规划和检验,在接受了特定“规矩”加工之后,“木料”才成为有用之“轮”。 一这隐喻着:人生而为人,只有“合乎”社会规范才有可能成为有用之人。
孔子和荀子开辟了中国“为社会”、“为政治”之教育的先河。以社会为本、以政治为本的教育从此成为中国教育的主流。宋朝以后的科举教育,20世纪50年代的“革命”教育,无一不是这种教育的极端。
但是,将教育的目的放在“人性”之外的教育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国教育的全部。先秦时期的孟子虽然从来没有强调“教育就是关注人性需要”,但他承认“食色,性也”,人性需求被客观地彰显出来;屈原一方面表达自己的报国之志,更多却在抒发其内心愤懑之情。柳宗元借《种树郭橐驼传》表达对“顺天之力”的渴望;龚自珍以《病梅馆记》阐释:不管世俗规定如何,本性需求应该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晋代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对社会规则(或潜规则)作公然背弃;宋朝的林逋梅妻鹤子,以隐在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社会与人伦的挑战。虽然这些都不是教育领域里的主张和实践,但是,一则文化是教育的背景;二则文学是社会思潮、教育思想的折射。所以尽管我们不能说在中国的封建教育中有“为人性”的教育,但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教育可能一直以隐形的、零星的方式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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