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经济化”已经影响了总的文化政策。具体到艺术领域，这一过程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文化部门规模之大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的一部分，而且对艺术的重视成为政府关注一个的目标。有研究表明，艺术行业对经济的产出和就业有较大的贡献，艺术活动（如艺术节）对地方经济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观点被视为方法论上的不健全以及对政府不合理的支持所致。①正如布鲁诺·弗雷指出的，这些研究不断地支持务实的决定以及相关政策的艺术倡导者。②对这一领域的目前状况的最好描述是：对经济贡献的衡量或艺术影响的评估（当它成功实现时）是一门超越过去、较为先进的学科。③
艺术政策转变的第二个原因是由公共部门管理的广泛趋势带来的。在一些国家，由马克·莫尔以及他在哈佛大学的同事所倡导的公共价值（public—value）概念已经成为一个促使公共部门提供更有效和更可计算服务的手段。例如，英国文化机构，如英国广播公司，按照公共价值的标准对其执行情况进行审查，而美国一些州的艺术机构对公共价值过程及其运营的申请进行评估。④
引入公共价值的概念作为一个衡量政府支出效率的标准对文化政策提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如何评估艺术活动对公共价值产生的贡献？⑤英国官僚机构的反应是将艺术拨款准则与其可衡量的产出密切联系，例如，考察博物馆的参访人数或者一些间接的指数（如健康和学习成果）。这种艺术政策的工具主义趋势带来了强烈反响：在2003年举行的关于“重视文化”研讨会上以及2004年出版的宣传册内，①展开了重新评估艺术基本目的重要性的宣传活动，对它的呼应甚至到达部长一级。②有人认为，虽然音乐企业、剧院公司、艺术画廊等等也许确实对促进社会凝聚力，减轻青年失业或改进社区健康有所贡献，但这并非其存在的主要原因。由实现这类工具性目标来决定拨款将失去艺术对人类和社会固有的文化价值和意义。③
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另一边的兰德公司提供的关于美国艺术受益的报告也关注艺术的固有受益，并将其称为“公众过分专注于目标辩论”中的“缺失环节”（missing link）。作者认为，虽然艺术倡导者对于创作功利艺术的案件感到不自在，但他们不愿意强调艺术经验的内在因素，以免这些观点不能获得资助者的认同。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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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鲍莫尔，纽约大学伦纳德·斯特恩商学院企业学教授
戴维·索罗斯比又一次遇到了既要使非专业人士了解文化经济学又要让专业的读者保持兴趣的挑战。他对文化政策各种理论及其应用的总结无人可比，并且对二者都有独特的研究。我很高兴向所有关心文化经济学和文化政策的人推荐此书。
——鲁恩·陶瑟，伯恩茅斯大学创意产业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