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2010年的夏天，我寄居在英格兰东部的中世纪小城诺维奇（Norwich）。这个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完成这本小书的书稿。8、9月的天气，台北正值盛暑，这里因为离北海不远，大部分的时间却是又冷又湿，不像生前长居诺瑞奇的旅英德国作家塞巴尔德（W. G. Sebald）所说的酷热——塞巴尔德在《土星之环》（The Rings of Saturn）一书开头所谓的“狗日”（the dog days）。这是我度过的最冷的夏天。两年前——2008年——我初访诺维奇，在东英格利亚大学作客，主要就是为了塞拜尔德。塞巴尔德于2001年不幸因车祸在诺维奇去世。他长期任教于东英格利亚大学，创办并主持该校的欧洲文学翻译中心——现在已易名为英国文学翻译中心。东英格利亚大学当然还有一个举世闻名的文学创作课程，为英国文坛培养了许多当代重要作家。我在既定的研究计划之外，就是希望能多了解翻译中心——特别是塞巴尔德——与创作课程的现状。不过除了那一年9月的一场谢柏德国际研讨会之外，校园内并未有任何纪念塞巴尔德的形式或设施——据说这是塞巴尔德的遗愿。
2008年的夏天美国刚刚爆发次贷风波，金融危机箭在弦上，英国电视也忙着报道新建房屋滞售的情形。两年后再访诺维奇，执政了13年的新工党下台不久，换上了由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这两个政党一左一右，意识形态扞格不入，有的评论家则以同床异梦视之。金融危机之后，英国的财政恶化与经济衰退情形要比想像中来得严重。诺维奇市中心的购物中心、百货公司及超级市场固然不乏人潮，但在市中心外围却也有不少商店与餐厅已经结束营业，而市区内专售平价商品的一镑商店（Poundland）则生意兴隆。这一段时间我去过好几个滨临北海的城镇，每个城镇几乎都有这样的一镑商店。一叶知秋，年头不佳，尤其低收入者不得不精打细算，渡过难关。
据《观察家》（The Observer）周报2010年8月29日的报道，面对庞大的财政赤字，英国财务次长丹尼？亚历山大（Danny Alexander）已经坦承，在下次大选之前非但减税无望，势必还要大量削减公共支出。他隶属自由民主党，削减公共支出有违该党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因此党内颇多不满，他在接受《观察家》周报的访谈时甚至情急表示，“没有人会说他们从政是为了削减公共支出的”。英国智库赋税研究所（Institute of Fiscal Studies）就批评指出，大量削减公共支出将造成贫者愈贫，弱势者势将受害（Asthanna and Helm 2010： 8-9）。英国的情形不是特例，只能说是过去两年来国际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现象的冰山一角。这样的社会安全危机正是跨国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所带来的恶果。
经济不振，失业率高，在束手无策之余，有些人就开始寻找代罪羔羊，首当其冲的就是各国的外籍劳工与移民。这一阵子欧美好几个国家都发生过歧视或迫害移民的事件。8月间，法国总统萨科奇（Nicolas Sarkozy）——本人是匈牙利移民之子——下令驱逐法国境内罗姆人（the Roma，俗称吉普赛人）的消息成为英国主要报纸报道和评论的焦点。据估计，法国境内约有1.5万罗姆人，光在今年8月，萨科奇政府就驱逐了约1000位，去年一整年则至少有1.1万。萨科奇极端的排外行动受到罗马教皇的批评，法国天主教若干主教更是对他严加谴责，欧盟官方甚至介入调查。《独立报》（The Independent）还特地就此事件与晚近各国反移民的现象在8月22日发表社论指出：
特别在经济紧张的时候，移民经常发现自己变成了代罪羔羊。在这方面法国绝不孤单。意大利政府骚扰与驱逐其罗姆人移民已经好几年了。而美国正为亚利桑纳州政府所通过的一条法律进行激烈的法律战，这条法律规定，为侦察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警方有权要求任何人出示身份证明。反对者认为这样会导致种族歧视。对美国非法移民子女的普遍关心也引发共和党圈内若干讨论，有人建议应该废止宪法条款中赋予在美国领土出生者公民权的规定。在此同时，澳洲大选的两位候选人，总理吉拉德（Julia Gillard）与反对党自由党的阿尔伯特（Tony Abbott）则陷入谁能采取较严厉的手段对付“船民”的竞赛中揪斗不已。“船民”指那些乘船来到澳洲海岸的绝望的政治避难者。（Editorial 2010： 2）
最讽刺的是，像萨科奇一样，澳洲大选的两位主要政党候选人都不在澳洲出生，都是来自英国的移民——吉拉德出生于韦尔斯，阿尔伯特则在伦敦出生。其实除了原住民，现在的澳洲人不都是移民的后代？《独立报》的社论来不及提到的是，8月28日在英国的布拉德福德（Bradford），数百位英国国家党（British Nationalist Party）与英国防卫联盟（English Defence League）等极右翼组织的成员与支持者，在市中心举行反伊斯兰教示威，与警方爆发冲突。同一天，美国具有浓厚种族主义色彩的右翼组织茶党也在华府林肯纪念碑前集会——47年前的这一天，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牧师就在这里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讲（Observer， 29 August 2010， 1， 6）。
这些事件说明了许多人仍然固执偏见，怀念那个已经消逝的基督徒白人仍是历史主体、仍然宰制世界的时代，不肯也不愿面对一个早已改变的世界。用卡普辛斯基（Ryszard Kapu？ciński）的话说，这些人对待他者就像对待陌生人一样，视之为“某个不同物种的代表……把他当作某种威胁”（Kapu？ciński 2008： 58）。因此他们要驱逐他，羞辱他，防堵他的到来。政治人物之所以敢于提出含有种族歧视的政策，因为他们深信，这些政策背后仍有一群同情者或支持者，他们估算过可能的政治效应，包括可能换取的选票。如果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自由”，反移民的立法和行为显然有违这样的信念，显然不符人道关怀，政治人物敢于执意为之，因为他们清楚社会的政治氛围。反移民所具现的排外恐惧症也告诉我们，法西斯主义的阴魂仍然潜伏在某些人心中，并未形消于无。历史血泪斑斑，殷鉴不远，许多思想家因此忧心忡忡，纷纷以各种论述尝试打开困境。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就一再析论陌生人的角色；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也反复讨论如何待客，如何悦纳异己；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则以伦理学为其哲学重心，畅论自我对他者的责任；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更主张要包容他者。这些论述或思想之出现并非偶然，其背后应该有相当实际的现实基础与伦理关怀。
就在这一连串反移民的事件当下，英国前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在缄默三年之后，终于在9月1日出版其回忆录《一段旅程》（A Journey）。跟一般人的预料一样，回忆录极力为美、英联军于2003年入侵伊拉克辩护。他表示深为英军的伤亡感到哀痛，不过他有理由“不后悔出兵的决定”（Blair 2010： 372），因此他不会为入侵伊拉克道歉，他坚信当时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Saddam Hussein）仍然有意发展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只是他没想到紧接入侵伊拉克之后所出现的梦魇，特别是塔利班组织与伊朗坐大。可以想见，这本期待已久的回忆录出版之后，立即引起排山倒海的评论。
说来巧合，就在《一段旅程》出版的前一天，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其白宫办公室发表电视谈话，宣布美军终止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并自伊拉克撤军，只留下5万多维和与训练伊拉克军警的人员。主导入侵伊拉克的美国总统布什（George W. Bush）曾经在2003年5月宣布美军的“任务完成”，7年多之后，奥巴马在美军正式撤出伊拉克时只能低调表示，“一场要裁减一国军备的战争变成了一场制止暴动的战斗。恐怖主义与教派冲突即将撕裂伊拉克。我们的对外关系紧张。我们的内部团结也受到挑战”（引自 Hamilton 2010）。奥巴马对伊拉克战争的低调——其实是不堪和负面评价——与布莱尔的高调辩护形成对比。不论如何强辩，布莱尔的说辞大概只能留下一份属于他个人的纪录，许多事实已经无法改变一般人对伊拉克战争的看法。这一场费时7年又165天的战争，除了处决萨达姆并摧毁其政权外，许多冷酷的事实说明，历史不可能会仁慈对待布什与布莱尔。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共耗费近1万亿美元，美军动员超过100万人次，死亡4415人（还不包括英军的1000余人，远超过“911”恐怖攻击的死亡人数），伊拉克平民死亡者据估计超过10万人，许多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沦为难民者不下500万人，其中半数流落在邻近国家，另外半数则散落在伊拉克国内各地。 伊拉克2010年3月间举行大选，由于没有任何政党获得半数以上的席位，几经困难才组成联合政府。什叶派、逊尼派及库尔德族人各有所图，互不相让，自杀炸弹攻击更是时有所闻，国家陷入内战边缘。虽然目前经济成长约为百分之五，失业率却高达百分之四十。这就是美、英联军占领伊拉克7年来留下的结果（Independent， 20 August 2010， 4-5）。萨达姆再坏，也没有这样的纪录，历史要如何善待布什和布莱尔？
从反移民潮到伊拉克战争，这两者有何关系？这些事件动机不同，动员的规模也不一样，表面上确实很难同日而语。不过稍加细想，两者却有一点倒是共通的，两者面对的都是他者。就战争而言，卡普辛斯基的话很值得我们推敲。他说：“我们很难为战争自圆其说；我想每个人都是战败者，因为这是对人的挫败。战争暴露了人没有能力与他者妥协，同情他者，对他者仁慈与理性，因为在战争的情况下，面对他者的结果总是悲剧，总是流血与死亡”（Kapu？ciński 2008： 82）。如果他者是自我的一面镜子，我们在伊拉克人民的遭遇看到的，是西方某些强权蛮横自私的一面。显然，在后殖民与后冷战时代，其帝国本质仍然没有多少改变。布莱尔说没有预期入侵伊拉克后所出现的梦魇，其实跟某些反移民者的内心没有两样，都是因为傲慢，对他者的文化漫不经心，缺少耐心与兴趣。布莱尔可以对一千多位死伤英军与其家属致歉，并且把《一段旅程》的预付金与日后的版税全数捐赠皇家英国军团协会，以帮助伤亡军人家属，可是对千千万万死伤的伊拉克人却只有遗憾，并无一丝愧疚，也无一语道歉。
入侵伊拉克（包括后来美军的虐囚事件），乃至于晚近的反移民潮，透露了有些人在面对他者时所仰赖的生物政治（biopolitics）——否定他者，围堵他者，羞辱他者，驱逐他者，甚至终结他者的生命。反讽的是，这样的生物政治却是为了创造自己的生存条件——消除他者即是消除对自己生存的威胁。所有的修辞包装在层层剥开之后，最后只剩下自私的、原始的生存欲望。只是欲望是真的，威胁并不一定。前面曾经说过，他者有时候只是代罪羔羊。巴特勒（Judith Butler）晚近多次论证，生命何等脆危（precarious）。 从反移民潮，从伊拉克战争看来，有些人的生命要比另一些人的更为脆危。用巴特勒的话说，他们生命的脆危性（precariousness）出现“不平等的分配”（Butler 2009： 22），因为他们失去了生命存续的政治与社会条件——主流社会、国家机器或国际强权无不处心积虑想要摧毁这些条件。巴特勒以众生平等的立场，提出“可活的生命”（livable life）的观念，不过她也了解，这个观念可能会被有些人利用，“作为区分值得存活的生命与可被摧毁的生命的基础——这也正是为支持某个战争而努力的理由，辨识一方面是具有价值的、值得让人悲伤的生命，另一方面则是不值得一顾的、无须为之悲伤的生命”（Butler 2009： 22）。不幸的是，这正是伊拉克战争与晚近一连串反移民事件的认识论基础。这也是有些人排斥异文化的深层理由。
在《消解性别》（Undoing Gender）一书的最后一章，巴特勒主要以自身的治学经验，见证哲学在哲学学门以外开枝散叶的情形，她将寄居在别的学术领域的哲学学者称之为哲学的“他者”，而且提出一个相当斯皮瓦克式（Spivakian）的问题：“哲学的‘他者’能否发言？”她提到早年自己处理黑格尔哲学中欲望与承认的问题时指出：“欲望一方面想否定他者的他者性（即：因为他者的结构和我的相似，占据了我的地盘，威胁了我的单一存在），另一方面则又处于这样一个困境：它需要那个他者，又害怕自己成为那个他者，被那个他者所攫取”（Butler 2004： 240）。 欲望与承认界定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自我虽然在他者身上看到自己，却又深感受到威胁，因此必须否定他者——否定的形式与方法很多，从反移民到入侵伊拉克，我们看到程度不同的否定。为抵拒对他者的否定，巴特勒也因此提到承认的重要性。从泰勒（Charles Taylor）阐述承认的政治开始，过去二三十年，承认的议题在英、美学界的讨论已经很多（参考Taylor and Gutman 1994， Honneth 1996， Markell 2003等），巴特勒则把这个议题进一步带到另一个面向，要我们承认生命脆危，承认对他者的义务或责任。她延续在《消解性别》一书中对承认的论证指出：
譬如，说生命会受伤，会消逝，会被摧毁，或者系统性地被忽略以致于死亡，不仅是在强调生命有限（死亡无可避免），也是在强调生命脆危（生命因此需要诸多社会与经济条件以便能以生命存续）。脆危性暗示生命存在于社会中，暗示一个人的生命在某个意义上总是掌握在别人的手上。脆危性也暗示生命对我们认识与不认识的人暴露；暗示生命对我们所认识，或略微认识，或根本不认识的人的依赖。相对地，对别人（大部分身份不明）的暴露与依赖也暗示了生命会受到侵害。这一切不一定出于爱甚至关怀的关系，但却构成对他人的义务，这些他人大部分我们都叫不出名字，也不认识，对意义上确定的“我们”是谁而言，他们也许有也许没有熟悉的特征。换成一般的说法，我们可以说对“他人”具有义务，同时假设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知道“我们”是谁。（Butler 2009： 13-14）
二
这本书以论证他者的历史重要性开始，接着分析影像文化与文学所透露的对他者的排拒、恐惧与迫害。其余的章节则析论与他者身份密切相关的若干议题，包括后现代战争、全球化、跨文化论等。第一章《外邦女子路得》重新诠释《旧约？路得记》（Ruth），主要有感于我们的社会对外籍配偶的歧视。这种歧视非仅存在于一般社会与文化之中，也存在于建制性的立法当中。这一章尝试以嫁入以色列的摩押（Moab）女子路得为例，论证以待客之道悦纳他者的重要性。路得以外邦女子的身份，嫁以色列人为妻，成为以色列人的母亲，竟影响了往后以色列的历史与王权系谱的传承，以及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分合发展。如何悦纳外邦人因此有时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第二章《冷战与政治他者》主要在反省与批判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麦卡锡主义是冷战初期美国政治右翼赖以迫害政治他者的意识形态利器，影艺界广受株连。冷战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创伤难以衡量，极权世界固然以反右、反资本主义之名斗争无数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非我族类，自由世界其实也不遑多让，基于反左、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多少政治与思想上的异议分子在白色恐怖下蒙冤受屈，甚至家破人亡。麦卡锡主义的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是麦卡锡主义仍然盘踞在某些人内心见不到阳光的角落，随时会被召唤，像幽灵那样不愿离去。所有贴标签、扣帽子之类的政治与文化的猎巫行为只是麦卡锡主义的有形缩影，反映的是社会上某些人的思想怠惰与心灵闭塞。
第三章则以科幻电影《异形》（Alien）为例，探讨在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下他者的命运，影片中的异形在某种意义上具现了资本帝国对第三世界他者的觊觎与恐惧。异形本为无名星球的原住民，资本帝国对无名星球的侵犯与掠夺引起异形的激烈反击，最后造成两败俱伤。这部影片显然在寓意上有意批判资本帝国的贪婪与无穷欲望，伴随着贪婪与欲望的则是对他者的焦虑与不安。
第四章的《帝国创伤》则尝试借巴特勒（Judith Butler）、卡普兰（E. Ann Kaplan）及卡鲁斯（Cathy Caruth）等所发展的创伤与伤悼概念，析论莫欣？哈米德（Mohsin Hamid）的后“911”小说《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中所隐含的政治寓意。这一章旨在检讨与勾勒美国的帝国本质，批判美国如何挟其军事与经济的强大力量，以资本帝国的暴力为第三世界他者带来苦难与悲剧。可惜美国久因强权而倨傲，早已失去谦卑自省的能力。美国无法了解：“911”恐怖攻击带给美国的创伤，其实与美国过去数十年带给第三世界他者的创伤是分不开的。
从第五章开始，议题转到与他者身份相关的若干文化问题。第五章紧接着第四章的讨论，分析后现代战争的虚拟性与电动游戏化。这样的战争最后所呈现的是场面多于信息、拟仿多于真实、拟像多于指涉，在战争中死伤的平民百姓竟仿佛沦为隐形的他者，再现也因此成为问题，最后恐怕必须归结到后现代社会中信息制作与知识生产的根本问题。
第六章《全球在地化》延续第五章的议题，讨论在地他者的文化如何面对与因应全球文化资本主义的挑战与冲击。这一章以夹叙夹议的方式论证文化帝国主义可能造成的文化同质化的危机，不过在论证的过程中我也注意到在地文化可能的抗拒与修正。在这种情况之下，文化帝国主义也会调整本身的策略与内容，设法消解在地文化的抗拒与对立。
最后一章则把上一章的讨论推向跨国文化研究的问题。在文化消费主义的推波助澜之下，许多在地的文化资本都有意开发跨国或跨文化的面向，因此导致在争夺文化产品的意义时全球与在地之间的紧张状态。这是自我与他者之间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这一章以性质与形貌相异的两个文化文本——李安的《卧虎藏龙》与非裔美国人的饶舌音乐——析论跨文化转向如何改变与改造文化生产。在全球流动的脉络下，我们显然迫切需要活泼开放的描述文化的新视野与新方法。
这本书所处理的文化文本与事证也说明了，这些议题虽然古老，但却并不过时，从《圣经》的故事到今天仍在我们身边不时发生的事件可以看出，他者与其相关的文化议题始终盘踞着我们的文化想像。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小镇教会——会众不满50人——的牧师准备在“911”事件10周年纪念那天发动焚烧《古兰经》的行为引起全球轩然大波，一方面固然证明了这个世界仍有很多对他者与他者的文化愚昧无知的人，他们心怀恐惧，不知如何自处，也不知如何面对他者，只能忙于制造仇恨，妄想以焚书之类的象征性动作阻绝或摧毁他者的文化，作为对他者的惩罚。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全球文化流动既快速而又无远弗届，跨文化的了解与研究确实有其重要性。
面对他者，了解他者，承认他者，甚至悦纳他者，视他者为自我的映照，在一个仍然充满偏见、愚昧、仇恨的世界里，这不仅是学术问题，也是伦理责任的问题。
《卧虎藏龙》
李安执导的《卧虎藏龙》在国际享有盛誉，但这部影片也引发了众多的讨论。李安生长于台湾，后来在纽约大学念电影，1992年他执导了第一部商业剧情片《推手》，次年则推出《喜宴》。这两部影片皆触及华人在美国的离散生活。离散生活本来就艰辛困顿，若遇上世代冲突更变得益形复杂。1994年在台湾拍摄的《饮食男女》讲述的是一位名厨因为年老而失去味觉而导致厨艺渐衰的故事。有趣的是，这些李安的早期作品充满了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所谓的“发生在亲友、邻居与同事之间具体实践中的微型仪式、习俗及礼节”（Featherstone 1995： 94）。特别是《喜宴》与《饮食男女》这两部影片，片名即意有所指，影片中一幕幕巨细靡遗、充满嬉闹欢笑的饮食仪式，呈现着多层次的民俗志意义。《喜宴》一片的场景设在全球城市的纽约，讲述的是华人新移民的生活，影片少不了费瑟斯通所说的“仪式演出与仪式语言的形式主义”（Featherstone 1995： 94），特别是不时以特写呈现的婚礼与喜宴场景，不仅强化了移民的社会关系，也在文化上召唤在地的社群意识。这些全是费瑟斯通所谓的“可辨识的文化资本”（94）。
在拍摄《饮食男女》和《卧虎藏龙》的几年之间，李安执导了3部英语片。他先是在1995年到英国执导由简？奥斯丁（Jane Austen）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由艾玛？汤普森（Emma Thomson）和凯特？温丝莱特（Kate Winslet）主演。此片被《卫报》（The Guardian）影评人弗林奇（Philip French）誉为“最好的一部由简？奥斯丁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French 2001）。《视听杂志》（Sight and Sound）的坎普（Philip Kemp）则认为这部影片是“奥斯丁小说改编的电影中最生动且最具电影效果的”（Kemp 2000： 13）。1997年与1999年，李安又分别拍摄了《冰风暴》（The Ice Storm） 和《与魔鬼共骑》（Ride with the Devil）。前者改编自穆迪（Rick Moody）的同名小说，以美国新英格兰郊区为背景，刻画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社会道德伦理价值混乱下中产阶级的忿恨与性倦怠。后者则是一部有关美国南北战争的传奇影片，也是李安的第一部动作片。
我们显然有必要以跨国与跨文化的眼光来看待李安的导演生涯。若我们只用单一国家或文化的角度来理解他的电影，可能是有其局限的，何况目前的电影制作不乏跨国与多国合作的结果。 虽然李安在接受《卫报》的访问时自承，拍摄《卧虎藏龙》的确是有他“实现孩童时期梦想以及在文化上寻根”的目的，但这部影片更展现了文化的复杂性。《卧虎藏龙》的编剧之一萨穆斯（James Schamus）在访谈结束前也说明这部影片的复杂性：
我一直以为我们要拍一部西方人看得懂但却仍然非常中国的电影，最终我也认为这是一部中国影片。不过从某方面来说，我也相当能够理解为何这部影片在亚洲同样受到欢迎。不只是因为影片保留了亚洲的身份认同，还因为电影情节在结合西方论述之后迸发的新奇美好的效果。尤其是影片中女性角色的刻画与罗曼史的部分，在此类型的电影中一直是少见的。我发现西方人对这部电影的普遍反应是，他们看的是一部两小时的道家动作片。最有新意的部分当属影片所要表现的中国特质（Chineseness），就算这部分因为字幕的关系无法被充分理解。因此，最后我们似乎是制作了一部给西方人看的东方影片，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更像一部给东方人看的西洋影片。
暂且不论这部影片如何成功地打进国际市场，台湾观众在观赏《卧虎藏龙》后似乎呈现出一种批判性的矛盾。有趣的是，这种批判性的矛盾通常是出于文化的考虑。一般来说，熟悉武侠电影传统的影评多半认为，这部影片之打破传统武打风格，主要是为了迎合西方的口味。一位影评人即不客气指出，影片里的许多问题，对西方观众来说并不构成问题。电影中许多吸引人的成分，包括青冥剑的封号、角色间的机智对白，以及影片结束前玉娇龙（章子怡饰）跳下断崖时画面的留白，等等，让观众忽略了影片剧情结构本身的空洞贫乏。反之，西方观众却认为这些影片的成分充满禅机与意境。使用计算机特效辅助拍摄的长镜头武打画面，似乎也为武侠片的拍摄手法开启了更多可能性。俞秀莲（杨紫琼饰）和玉娇龙飞檐走壁的对打戏，让台湾观众忍不住发噱，但却赢得了西方观众的惊叹与崇拜（小白龙 2000）。
在这许多对《卧虎藏龙》的反应中，廖咸浩的批评特别值得一提。廖咸浩将这部影片的国际声誉视为台湾进入文化全球化场域的例证。这是往中心的移动，也是许多边陲文化不得不选择的道路，只不过这种做法却往往因战策目标而牺牲了战略位置。“当前的全球化论述对所谓‘中心’过度的着迷，认为不经过中心就无法出头”，对廖咸浩而言，这“不啻又复制了早期现代性中所夸言的‘普遍历史’观”（廖咸浩 2001）。
廖咸浩的批评在于将《卧虎藏龙》视为一个性政治操作下的国家寓言。这种解读方式倾向于将电影中的主角配对：李慕白（周润发饰）和俞秀莲代表汉人压抑拘谨的情欲文化，而罗小虎（张震饰）和玉娇龙的关系则象征着中国少数民族热情奔放的情欲文化。前者优雅但保守，后者则自由而开放。交杂于其中的则是李慕白与玉娇龙之间似有还无的暧昧情愫。这层欲迎还拒的暧昧关系却潜藏着年老衰颓的中华文化的救赎之道：为复兴衰老的传统中华文化，显然有必要接受外来或异质文化的挑战。
廖咸浩认为这种诠释是基于对中国情欲文化的普遍想像，而李安的电影和王度庐的原著小说都是这种想像下的产物。支撑这种普遍想像的根基的，其实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盛行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反传统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老迈腐朽，必须接受外来文化的新成分，才能变革翻新，与时俱进。好莱坞正好投其所好，全心拥抱这种反传统的价值，因为对好莱坞来说，所谓“真理”即存在于东方／西方、传统／现代、坏人／好人等简单的二元对立之中。廖咸浩心中想的是全球化，他提出疑问：“我们如果是这样的把自己的文化予以‘全球化’不知是祸是福？”
……
展开
——郑树森（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荣休教授）
作者出入于文学与文化之间，解析不同的文学文本、电影文本、文化与社会现象，精巧结合文本解读、理论论述、普世关怀及文化、政治与历史脉络，多方呈现“他者”的繁复丰饶，其与历史文化及当今世界的关联，彰显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淑世功能，以及作者对此的坚定信念。
——单德兴（台北“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他者》是华人学术界对“他者”理论研究的一部既新颖深刻又最富现实意义的典范之作。李有成教授站在“亚洲立场”，将西方眼中的“他者”所面临的种种历史与现实问题置于全球化、后现代的语境下讨论，切中时弊，发人深省。
——郭英剑（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他者》引领读者跨足异己领域，正视“他者”的蒙冤和苦难，揭示世间的偏见与挑战。作者成长生活于一个自我与他者不断交相异位的时空背景，经由文学与文化为中介，理说之笔，情致之怀，本书之动人，在于所集之文，都在做着拆解人类劣根铁栏的工作，在于它让一切反映、批判、沟通、了解和开创的努力都显出了真义。
——潘正镭（新加坡《新明日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