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延军，心理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师、硕士生导师。1997年考入北京大学心理学系，2001、2005年相继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2009年于香港中文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2009年至2010年在香港理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10年至今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研究领域包括跨文化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以及职业开发与管理。已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1项，并在相关领域的英文SSCI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6篇。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之外，曾为多家公司提供人力资源管理、员工职业生涯管理、员工心理健康及员工援助计划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文化”这一概念在社会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心理学、组织行为学以及职业开发与管理领域，关于文化差异、个人-文化匹配性的研究方兴未艾。在心理学领域，学者们提出了解释文化作用机制的文化价值观模型、自我构念模型、认知风格模型、社会信念模型，等等。这些理论模型不仅对文化的理论建构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对其他相关领域，如文化关系研究、组织行为研究、职业开发与管理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个人-文化匹配、群体态度与组织行为》回顾了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一些最新进展，对文化差异与群体态度、个人-组织匹配性与工作态度的关系、文化与职业决策风格等问题进行7探讨，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这样，这些发现证实了本研究的假设：相比于一个有大量选择余地、赋予个人决策很高价值且将不幸福归结为没能做出正确决策的社会，在一个个人决策选项较少且不太将之视为幸福路径的社会中，个人的最优化决策倾向对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作用不如前者。这样看来，最优化决策者在中国的生活满意度比在西方社会要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西方社会，满意决策者报告了最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这样看来，当选择余地的范围是有限的时候，个人对决策选项的应对方式和生活满意度关联很小，但是在有大量选择的时候，个人对决策选项的应对方式则和生活满意度存在高度相关。
　　本研究所发现的文化差异反映了最优化决策、后悔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真正的关系，而不是由于测量工具的不对等所造成的虚假关系。本研究发现最优化决策量表在不同文化中都显示了单维的结构。在美国、欧洲和中国，不同的测量工具都具有可接受的内部一致性系数（Diab et al，2008；Purvis et al，2011）。同时，相比于西方的研究对象，中国的研究对象没有表现出系统性的不同反应模式。因此，本研究确信这些结果是客观存在的。总之，基于从三个不同文化中获得的数据，本研究说明人们所处的社会在最优化决策与生活满意度间的关系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未来的研究可以对文化的影响机制进行更细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可在更为多元化的西欧和非西方国家环境中阐明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最优化决策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变量可能包括了经济发展、政治及社会结构这些能决定决策数量及选项范围的变量。
　　最优化决策和后悔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文化下相对稳定，但是后悔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则受到文化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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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跨文化心理学主要理论模型述评
一 Hofstede的文化价值观模型
二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与自我构念模型
三 Schwartz的文化价值观模型
四 Nisbett等人的认知风格模型
五 Leung和Bond的社会通则模型

第二章 文化与认知：关于决策风格、高峰体验、人性观以及乐观性的研究
一 最优化决策风格与生活满意度：文化的调节作用
二 高峰体验的文化差异：一项实证研究
三 人性观的文化差异实证研究
四 面临灾害事件时的乐观性：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检验

第三章 文化、刻板印象与群体态度：基于中国人内部群体的实证研究
一 文化差异、刻板印象与群体社会历史背景的关系
二 外群价值观认同与外群态度：认知闭合需要的调节作用
三 外群价值观差异与外群态度：共同群体身份与多元文化取向的调节作用

第四章 个人-组织匹配与工作态度的关系：对边界条件的实证研究
一 相似性匹配、互补性匹配与工作态度：自我构念的调节作用
二 个人-组织匹配与工作态度：愤世嫉俗信念的作用
三 人-职匹配与工作态度：认知闭合需要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