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是跨国公司旗舰嵌入模式,即作为全球行业领先者的大型跨国公司基于其全球化战略的需要,在我国投资并逐渐扩大投资规模,扎根于当地发展,同时带动国内外相关企业共同发展。如摩托罗拉、IBM、英特尔、通用汽车等在我国的嵌入属于此类。
第二种是跨国公司网络嵌入模式,即一些中小型跨国企业受优惠的政策和成本要素的吸引进入某地区,其他一些中小企业出于业务关系、地缘关系或亲缘关系相继跟随到同一地区投资设厂,使外资企业在较短时间内达到较大的数量规模,产生地理集聚现象。我国东莞、昆山属于此类,其中,昆山开发区台资电子企业集群是典型代表。
第三种是跨国公司联盟嵌入模式,即以一个主导企业为核心(盟主),带动其全球相关配套企业进入,进行系统化的投资。例如,北京开发区诺基亚星网工业园和英特尔IT产业园是典型代表,芬兰诺基亚公司联合起供应链伙伴企业一起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兴建的移动通信工业园。
在现有集群集聚模式的研究中,主要是依据不同的标准对集群进行了分类,从而提出不同的集聚模式。陈继海(2003)是从政府在集群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角度区分了三种集聚模式,而陈景辉(2010)则是以跨国公司进入集群的不同方式定义了三种模式,陈佳贵和王钦(2005)则以集群形成诱因和成员特征为标准区别了不同的集聚模式:聂献忠(2008)针对旅游产业,以集聚力和集聚地区为标准界定了三种不同的集聚模式。
可以看出这些集聚模式主要是对集群形成驱动力或集群诞生的方式的研究,还处于对集群表象的分析,没有深入探讨集群逐步形成后其内外部的发展机理。而且集群集聚的方式不仅仅体现在形成诱因,应该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由此来刻画每个集群不同的运作轨迹,说明集群的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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