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业化发展过程看，随着工业化的进步，相对剥夺会变得突出，最明显的是户籍制度。比较而言，对外来移民的剥夺与歧视是一个世界普遍现象，区别在于，其他国家一般剥夺和歧视的是非本国移民，而对于本国的外地人口通常并不剥夺和歧视。然而在中国的情况却是，对于外国人的就业反而不歧视、不剥夺，甚至给予高薪，歧视和剥夺的是本国的外地人口，特别是农村来的农民工。还有社会上恶势力对农民工欺压等形式的剥夺与歧视，以及既剥夺现在的劳动力也剥夺未来的劳动力的多阶剥夺等（李强，2004）。也有学者把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缺失看做我国工业化过程中除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由此形成的隐性成本估算至少达10万亿元人民币）外的另一种隐性成本。事实上，农民工为挣每月五六百元的工资还得付出许多其他的显性和隐性成本。据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对农民工“留守儿童”的报道，目前我国与父母分离的农村儿童高达2400万，他们往往连续几年难以见上父母一面，除了父母深深思念、担忧的痛苦外，更重要的是给儿童心理健康、儿童教育以及未来社会带来的目前尚说不清楚的影响和问题。而我们又尚未能把这些心理情感成本、生理成本计算到工业产品成本或工业化成本中。工业化发展不能只看经济成本，还要算自然成本、社会成本（仲大军，2005）。
把农民工劳动形态放到整个工业化进程中进行相关研究，提取其不同时期的历史性特点以启后人，是近年来学界的一个学术取向。何美金副教授等基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长期性，对农民工的劳动形态进行了一个纵向的比较。通过比较，总结出我国与近代工业化阶段相对应的近代农民工劳动形态、与现代工业化发展时期相对应的现代农民工劳动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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