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复兴》是一本关于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崛起问题的力作，由加拿大著名经济学家迪里普?K．达斯所著。本书从多角度、多层次研究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既论述了中国的宏观经济、贸易、金融、农业、人口、中国同亚洲其他经济体和全球经济的关系等，深入地讨论了中国的储蓄、投资、金融、银行和货币等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也论述了由于贸易发展、金融流动、外国直接投资和地区生产网络化而出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本书不仅论述全面、材料丰富，而且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没有采用专业化的数学公式和理论模型，既适合不同类型的专家和学者，也适合普通读者阅读。
两个至关重要的变量：储蓄与投资
一般认为，储蓄率和投资率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最重要的两个变量。因为它们共同创造了生产性的股本，这反过来对GDP的增长率产生了重要影响，换句话说，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是否有利于增长，经济是否不充满了扭曲。
高储蓄率具有明显的好处：提供廉价和充沛的资本，从而帮助产生物质资本和带来强劲增长。中国经济的突出特征是它的增长奇迹严重依赖惊人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即使在改革之前，中国也是一个储蓄率和投资率超高的经济体。因此，物质资本形成率维持在非常高的水乎上。
在宏观经济改革开始的时期，由于储蓄第一，所以，正是政府部门创造了绝大多数的国内储蓄。在一个中央计划的经济体中，政府能够毫不费力地敝到这一点。这种趋势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以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来衡量，家庭储蓄率低到只占GDP的5％的程度。随着20世纪80年初期之后政府储蓄率下降，家庭储蓄率稳步上升和逐步恢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家庭储蓄率已经上升至占到GDP的30％以上的水平上。随后，家庭储蓄率又小幅下降。这种水平的家庭储蓄率远远高于经合组织的任何成员国。中国的家庭恪守儒家原则，勤俭持家，精明投资。家庭储蓄率唯一高过中国的国家是印度。在印度，政府通常保持巨额的赤字，也就是说，政府并不进行储蓄。中国公司或企业部门的储蓄率也保持在异常高的水平上。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家庭储蓄率一直下降。在这一时期之后，企业部门储蓄率的上升是因为政府和公司部门储蓄率的上升。这三种储蓄率共同使国家的储蓄率成功地维持非常高的水平上。因此，在这个方面，中国的发展经验类似于其他亚洲高绩效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在快速增长时期通常成功地维持很高的储蓄率（Modigliani and Cao,2004；He and Cao，2007）。
洛亚萨等人（工,oayza et a1．，2000）使用根据总储蓄标准收集到的目前最大量的数据，探究国家和私人储蓄的决定因素。从一个经济体中影响储蓄表现的决定因素的类型来看，他们的跨国经验研究是最丰富的。他们确认了下列变量：发展水平、GDP增长率、财政政策、养老金改革、金融自由化、人口和城市化。有趣的是，这些决定因素只能部分地解释中国的储蓄表现。从1978年到1995年，中国的平均储蓄率是占到GDP．的37％，而同一时期国际的平均储蓄率是21％。卡拉伊（Kraay，2000）使用了洛亚萨等人确定的变量，进行了跨国回归分析，发现高增长率乃至有利的人口影响只能部分地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即使一组充分的变量也不能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中国的储蓄率比基于中国经济特征的预期高出10个百分点。这种趋势一直保持下去，2004．年，中国的储蓄率仍然比1978—1995年37％的平均水平高出10个百分点（Kuijs，2006）。在最近一段时期，中国的储蓄率比储蓄率传玩决定因素所解释的水平高出15％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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