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公安部《关于对以营利为目的的手淫、口淫等行为定性处理问题的批复》中认为，卖淫嫖娼是指不特定的男女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该批复强调，卖淫嫖娼行为指的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卖淫者与嫖客之间的相互勾引、结识、讲价、支付和发生手淫、口淫、性交以及与此相关的行为都是卖淫嫖娼行为的组成部分，应按卖淫嫖娼处理，处罚轻重可根据情节不同而有所区别。这一度被认为是官方对卖淫嫖娼概念最权威的解释，但是，2001年该批复被公安部《关于对同性之间以钱财为媒介的性行为定性处理问题的批复》所废止，后一批复认为不特定的异性之间或者同性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包括口淫、手淫、鸡奸等行为，都属于卖淫嫖娼行为。该批复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卖淫嫖娼双方，既可以是异性，也可以是同性。二是卖淫的目的，是以金钱、财物为媒介，这限缩了以前笼统地以营利为目的的做法，将无形利益排除在外。三是卖淫嫖娼的行为，不限于性交的形式。批复中既用了“不正当性关系”的概括表述，同时还列举了“口淫、手淫、鸡奸等行为”，表明卖淫嫖娼的行为既包括性交行为，也包括非性交的其他淫乱行为。四是卖淫嫖娼发生在不特定的男女之间，该处的“不特定”就排除了夫妻（包括事实上的夫妻关系）、恋爱中的情侣以及通奸等相互之间相对固定的、特定的男女发生性关系被划人卖淫嫖娼的可能。
公安部的批复从其性质上来看应属于行政解释，但是根据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行政解释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仍不明了，就连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规章是否要和它保持一致都尚存疑问，更不要说将其作为认定犯罪的依据了。笔者注意到，不管是公安部的批复，还是全国各省市颁布的关于查禁卖淫嫖娼的条例，对卖淫的解释都较为宽泛，甚至有的行政法学者还将诸如卖淫者与嫖客之间发生的接吻、摸弄、吮吸对方的乳头、身体以及泡洗“鸳鸯浴”等没有性器接触的行为也认定为卖淫嫖娼。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这也许是正当的，但将这些结论直接搬人刑法，恐怕并不合适。
众所周知，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的罪刑法定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规定犯罪及其后果的法律必须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的法律，行政法规等不得规定刑罚。刑法的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必须具有合理性，只能将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禁止将轻微危害行为当做犯罪行为处理。而且，刑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最后手段，最为严厉，执法成本及副作用也最大。罪名的设定、犯罪行为的界定及解释应遵循谦抑性原则，即未穷尽其他途径之前不宜设定为犯罪，否则易导致刑罚力量的过分扩张。综上，笔者认为，公安部的批复不能作为认定犯罪的依据。刑法意义上的卖淫究竟该如何认定，还有赖于对刑法的合理解释。
（二）刑法意义上的卖淫应限于性交和类似性交的行为，不包括手淫行为
2003年，南京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案件，即李某组织同性卖淫案。被告人李某伙同他人，以营利为目的，招聘大量“公关先生”。李某等人对这些“公关先生”实施严格管理，并在其经营的酒吧内将多名“公关先生”介绍给同性嫖客，由同性嫖客带至酒店从事同性卖淫活动。该案中几人的行为该如何定性，组织同性卖淫是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卖淫，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该案最终由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请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批复以组织卖淫罪定罪处罚告终。这样的处理结果，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赞同，但也有少数人表示反对。如有人认为将“同性间性与金钱或财物交易”解释为“卖淫”不是扩大解释，是类推解释在司法实践中的复活，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笔者认为，本案和上文提到的“同性卖淫”案颇为相似，都关涉如何认定刑法意义上的卖淫行为。有些时候扩大解释和类推解释之间确实难以界分，而如何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内，实现保障人权和保护法益的均衡，是每一个解释者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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