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识“人权”是在20世纪60年代，那时我给研究生讲授《世界国家与法权学说史》，讲到英国的霍布斯、洛克和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创立和倡导的“自然权利”和“天赋权利”说。虽然我比较系统地讲了这一学说的产生、内涵和特点，肯定了它的反“神权”和“君权”，激励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步性，但更多的是分析、批判它。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同时，也领导中国人民为争取、维护和实现人权奋斗了几十年。在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制订实施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施政纲领、法律、法规、条例，强调“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障财产的权利”。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制订实施《共同纲领》、《宪法》和其他法律政策措施，规定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但是50年代后期，在“左”的思想和“阶级斗争”路线的主宰下，“人权”这一名词在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文件中不再使用，它作为资产阶级口号受到严厉批判，学术界无人敢于问津。直到80年代，有些人还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口号，无产阶级不能用”，成了当时的主流观点。记得当时我在中央政法干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前身）讲民主法制问题时，有的学员就问我：“老师，‘人权'我们能不能用?”我当时就对他说“怎么不能用!‘文化大革命'时打砸抢抓不就是侵犯‘人权'吗?”后来（1982年）我在《红旗》杂志（《求是》前身）上发表了《略论“天赋人权说”》学术论文，全面阐释了“天赋人权说”，既肯定了它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和作用，又深刻揭示了它的唯心主义实质和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都应讲人权，要树立马克思主义人权观。90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发起了人权攻势，向我国施压。中央指示，要应对西方国家的人权攻势和挑战，要彻底揭露西方国家人权和人权观的本质，要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和我国人权建设取得的成就。为此，199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明确宣布“享有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宣布了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观点和政策，举起了人权这面伟大旗帜，推动了人权理论研究的开展。1992年成立了中国人权研究会，第一任会长是朱穆之，后来是周觉，现任会长是罗豪才，我被聘任为两届常务理事，现为顾问。我积极参加了中国人权研究会组织的各项重要活动、研讨会、座谈会，编写人权知识读本，普及干部的人权知识教育，接待外国人权代表团的来访。1991年经有关部门批准，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人权研究中心，郑杭生为主任，我为副主任。中心成立后，我们积极参与国际人权舆论斗争，积极开展人权理论研究，承担了国家、中宣部、北京市的多个人权问题研究项目，编写出版了五本人权理论专著，撰写发表了一百多篇人权问题论文，为校内外干部、学生讲授了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人权思想，当代西方人权思潮。
本书汇集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本人在国内主要报纸杂志上公开发表的文章及发言稿和讲课稿（部分尚未公开发表）中自选构成的。此次汇集成书，未做修改，仍保持原样。它们虽然各自是独立成章，但又是相互联系及系统的。它们虽然都是一些见解较为肤浅的空泛文章，且内容可能有点重复，观点可能有点不一致，但它充分反映了本人对人权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加深和提高的过程，特别是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人权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历程，因此，它还是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的。
按照内容和逻辑系统排列，本书分为三篇，一是人权基础理论篇，包括人权概述、人权的基本内容和体系、人权与相关权利关系、对几个人权基础理论问题再认识再思考等内容;二是中国特色人权理论与实践篇，包括中国特色人权发展历程、中国特色人权理论研究与创新、国际人权宪章解读、中国特色人权保障和发展、法制对中国人权的确认和保障、中国人权的司法保障、全面可持续推进中国人权建设、中西人权和人权观比较研究等内容;三是西方国家的人权和人权观篇，包括西方国家人权问题的历史和现状、美国人权记录、西方国家人权观研究、当代西方国家流行的人权观等内容。此外，本书最后附有三篇附录：两篇访谈录和作者的生平简历。根据以上内容，本书的书名似可定为《中国特色人权理论与实践研究》。
多年从事人权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使我深深感到，人权问题是相当复杂的问题，它的政治性、理论性、实践性都非常强烈，有时很难一下子就说清楚，分歧不免长期存在，许多问题的认识尚待深化和提高，而且国内国际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正确回答，因此人权理论研究和创新的任务仍十分艰巨。本人已是年过八旬的老人，只要身体状况允许，我愿意为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人权理论和实践再尽点微薄之力，再做点贡献。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