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程序法研究：中国民事诉讼法研究会会刊（第9辑）》讲述了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应当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就诉讼制度而言，每一个人能否“接近’’法院并获得公正的司法救济，是衡量一个国家司法水准高低和法治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尺。法谚有云：“救济先于权利”，“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如果某一权利在受到侵犯之后，受害者根本无法诉诸司法裁判机构，也无法获得任何有效的司法救济，那么，该权利的存在将毫无意义。为此，国家有义务为国民提供司法保护，即以国家的审判权保护国民的合法权益。换言之，为实现民事诉讼的目的，必须对国民开放诉讼制度，使国民享有向国家请求利用这一制度的权能，即诉权。

　　（二）法本体论：我国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理论研究的困境
　　如果说注释法学方法论的误用在视域上遮蔽了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理论研讨，那么更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我国法学研究缺乏宏观的哲理指导，或者更直接地说是一直在法本体论的怪圈中“绕弯弯”。
　　在哲学学说史上，近现代西方“本体论”学说越来越从狭隘的视域中解放出来，从关注人本身，发展人本身，到更高层次地揭示人类生存的基础以及人类世界的未来意义。后现代主义则试图站在未来之可能的视角来审视人类现在的合理性。受这种思潮的影响，我国法学也曾一度反思自身。然而，此种反思多局限于法理领域，在部门法领域则少有涉及。同时，受法制缺陷性因素的长期影响，有利于新制度创设的构建主义依然受到各部门法学者的青睐。于是，用法学之内的某种法理来证成某种法律制度本身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则成为部门法领域的常规方法论。具体到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议题上，虽然有个别学者注意到了研究方法之本体论闭合性问题，并意图从“超于法律规范”的宏观视角来开阔视野，①可惜的是这并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可见，从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之过往研究路径来看，大多数学者走的是法本体论的路子。此种研究范式虽然有利于在体制之内建构较为精细的具体法律制度，但同时也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即当这种制度之发轫平台存在问题的时候，那么，由其演绎而来的制度构建也将面临整体的危机。以民事检察建议为例，此种制度正因为缺乏理论平台的支持而一直软弱无力。本文以为，解决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机制之弊端，决然不能停留在法本体论的层面上，而应当深入实质。正如伽达默尔所言：“我们一般所探究的不仅是科学及其经验方式的问题——我们所探究的是人的世界经验和生活实践的问题。”②因此，如果彻底解决我国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之困境，则必须要在方法论上引入更为宏观的阐释方法。三、司法生态：我国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理论出路
　　“哲学的进步不在于任何古老问题的消失，也不在于那些有冲突的派别中一方或另一方的优势增长，而是在于提出各种问题的方式的变化，以及对解决问题的特点不断增长的一致性程度。”③法学虽然已经从哲学中分离了出来，但是法学在本源意义上依旧是哲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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