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党对人才的选择类似于“霍布森选择”。有这样一个故事：1631年，英国剑桥有一个做马匹生意的商人——霍布森。他在卖马的时候，允许顾客给他一个很低的价格就可以随意挑选，但是买主需要遵守一个附加承诺：只能买牵出圈门的那匹马。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圈套，马圈门只是一个小门，大马、肥马根本无法牵出，只有那些小马、瘦马才能出去。显然，这一附加条款实际就等于告诉顾客不能随意挑选。而顾客挑选到的只是那些劣等马。于是，人们将这种看似范围很大，而实际没有余地的选择称为“霍布森选择”。①与此情况相似，新加坡反对党看似可以从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其实在人民行动党的抢占和“隐性威胁”下，可供选择的人群已经很小了。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党对人才的选择类似“霍布森选择”，它很难选到心仪人才。
反对党人才匮乏，甚至出现了必须借用他党候选人才能组团参加集选区竞选的“可笑”局面。在2011年大选中，革新党为参加西海岸和宏茂桥两个集选区选举，而外借三人：人民党刘爵焕、陈智祥和社会主义阵线的曼梭拉曼。当然选举结果没有任何悬念：革新党一无所获。反对党（革新党）要靠外援才能参加（集选区）竞选，选民又怎敢投票与它。
另外，大选结束后，很多落选的反对党候选人放弃政治，转而从事其他行当，与人民行动党在后港和波东巴西落败的候选人屡败不馁的精神形成鲜明对比。1997年大选后，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对落败的反对党选区候选人做了一次跟踪统计报道，“大选结束到现在，已经有整整半年的时间了。在这半年里，除了工人党前候选人邓亮洪频频曝光外，其他被击败的反对党人士多已不再见报。这些落败的反对党人士目前在做什么？他们有什么最新的动向？是否要继续留在政治舞台上，还是从此退出政坛？又或是，只是暂时‘失踪’，进入另一个‘冬眠’期，等待下一次大选到来。据本报了解所得，他们有的忙着结交女朋友，寻找工作，有的全心投入做生意，不问党事，有的表示要退出政坛，有的……”②据悉，落败的民主党前义顺中候选人蒋才正正无“官”一身轻，忙着交女朋友，同时也在积极寻找工作；民主党主席林孝谆无法蝉联武吉甘柏议席后，已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他的律师业务；曾经代表民主党参加阿裕尼集选区竞选的政坛老将刘永源表示，大选失败后，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在民主党内活动了，现在已全心投入珠宝和贸易生意，并且经常接待来自国外的生意朋友；人民党主席沈克栋表示，自己打算逐步退出政坛，可能的话，只在党内保留党员身份。当时，他已有经营化学品生意的动向了。由此看来，反对党还缺少拥有战不垮、败不馁、意志坚定的人士。
在新加坡政坛舞台上，只有人民行动党一党一直在跳“交谊舞”，它很难找到与之相匹配和抗衡的对手，各反对党也只能看着人民行动党人才的不断自我更新而“望洋兴叹”。仁人志士也因社会没有轰轰烈烈的政治课题需要挺身而出，又因早年人民行动党政府对“反动”分子控制十分严格，即使有心加入反对党也无足够勇气去“四两拨千斤”，只好不问政事、明哲保身、隐居民间，以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即便那些拥有一身“江湖侠气”的勇士，最终也在与人民行动党的“厮杀”中败不旋踵，有时甚至连安身立命的饭碗都不能保住，陷入“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悲惨下场。以徐顺全为例，1991年大选被民主党提名为候选人时，他是新加坡大学的讲师。1993年，国立大学却以“挪用公款”为由将其解雇。据说，徐顺全因使用学校136新元做邮费，把学术论文寄往美国，而被国立大学校方认定侵吞研究资金。落选的徐顺全被大学解雇后，生活陷入窘境，只能依靠自己撰写的两本书的销售收入维持生计。久而久之，人们在心中形成这样一种事实理念：加入人民行动党才是从政者成功的唯一途径和保证，这也是在长达半个多世纪中，新加坡没有出现一个可以让民众信服的强势反对党领袖的一个重要原因。反观执政党，由于国会议席有限，可供选择的候选人较多，而被选中者的条件越来越高，致使反对党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难以望其项背。反对党与人民行动党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取而代之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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