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从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到2002年，经历了“失去的10年”，但现在又有了“失去的20年”，甚至“失去的30年”的说法。日本的经济一直处在一个低迷的状态，虽施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这个改革非常困难。曾经大获成功的旧“日本模式”已经完全陈腐僵化。实施革故鼎新的大改革、创造全新日本的时机已经到来！
　　《死·生：日本的迷惘与绝望》作者大前研一作为亲历者，针对日本的新国家战略展开论述，对日本当前整个社会状况以及经济、国民生存现状进行了犀利的点评，并对日本政界实施的各项政策提出中肯的建议。举例翔实，说理清晰，分析透彻，写得很有分量。他警醒日本政府当局，真是应该拿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和决心来进行彻底的变革了！
　　邻国日本的经验和教训，日本未来发展战略的重新思考，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索和借鉴。

第一章
　　迷失的日本
　　曾经的日本，通过改变自己来开辟新的
　　时代。
　　在陷入“日元升值”的大萧条时期，日本亦是如此。
　　如今回想起来，当时的日本存在一种“直面而来”的危机感。处于发展期的日本生机勃勃，有拼搏精神，国民都有一种危机感，而正是这种危机感成为了转变的原动力。
　　反观现在的日本，则极度缺乏危机感。虽然能觉察到莫名的闭塞感和对未来含糊不清的不安，但能够意识到危机感的智慧，以及面对危机、激发自己能量的热情与实力，在当今的日本都在日益减弱。
　　政府若愚昧，劳民又伤财
　　国民为核电站事故埋单
　　任何一个时代，国民都要用他们的血汗和金钱为当政者的昏庸埋单。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的事故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如果政府无能，国民生活就会与自己的期望背道而驰。
　　核能灾害至今仍影响着日本人民的生活，虽然难以预测最终的损失赔偿金会膨胀到何种程度，但据估计，至少也会达到10兆（万亿）日元。
　　东京电力公司（下简称“东电”）在2011年3月份清算时，包括与核电站事故相关的非经常性损失在内，统计赤字为1.2兆日元。总额为3.5兆日元的时价资产，也因股价骤跌缩水约0.5兆日元。现金资产约0.4兆日元，可索赔保险金仅约0.12兆日元。
　　东电的总资产虽说有13兆日元，但其中大部分都是无法变现的发电站。而且，在自民党执政时期，由于东电响应反衰退政策，大肆支出，东电目前还有7兆日元的债务。以东电的财务状况来看，即使削减支出，变卖资产，它也难以负担如此巨额的赔偿金。
　　日本政府新近制定了一个援助东电进行赔偿的政策框架，表明了即便耗时再长也要让其偿付大部分赔款的姿态。可是，面对无限上涨的巨额赔款，东电的偿还实在遥遥无期。财务报表清楚地显示，东电已经连基本的企业运转都无法维持。
　　如果东电想“东山再起”，也许只有宣布破产，然后从零开始。
　　具体是采用GM（通用汽车）方式（先宣告破产，使银行及员工等放弃所持债权，其后注入公共基金，通过产业重组等途径，仅保留赢利业务，以获“重生”），抑或Chisso方式（不进行法律清算程序，通过使债权人放弃债权与延缓支付等手段，确保资金周转，计入水俣病相关损失，在资不抵债的状态下维持经营）虽然还不得而知，但政府方面打算先使东电破产，清算全部债权债务，再新成立另一家公司，继续经营发电和配电的业务。剩余负债估计将由类似国铁清算事业团这样的清算组织承担。
　　归根结底，东电无论是倒闭，还是改头换面继续存在，都只能由国家来承担核电站事故的赔偿，最终的结果就是国民、纳税者自掏腰包。
　　而且，政府针对核电站事故的一些应急措施，使得赔偿金额越发膨胀。
　　比较典型的就是对周边居民发布的避难指令。2011年3月11日，事故发生后不久，政府下达指令：福岛核电站半径3公里范围内的居民撤离，半径1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留在室内躲避。但第二天，核电站发生氢气爆炸，监测到的放射线量急速上升，撤离指令扩大到了半径10公里乃至20公里的范围。3月15日，又令半径20至3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留在室内躲避。
　　虽然事故发生后政府第一时间下达的避难指令遵循了日本内阁府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制定的防灾指南，但其后的“半径20公里范围内撤离，半径30公里范围内留在室内躲避”的指令却没有明确依据。为什么半径2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要强制撤离，而再往外10公里，也就是半径3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则留在室内躲避呢？这并没有任何数字上的依据。
　　行事严谨的政府会根据“在该区域检测到的放射线量”等测量数据，下达避难指令。而且，从指令的内容来讲，也没必要像驱逐似的，强令所有居民撤离。如果公布的放射线量属实，那么可以借鉴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时的数据，只强制健康会明显受损的婴幼儿和孕妇等人群撤离即可。
　　“A地检测出的放射线量为每小时××微希，B地为每小时××微希。政府希望居民在放射线量每小时超过50微希时被及时疏散，并将继续监测各地区的放射线量，请居民随时参考该数值，在认为需要撤离时自行撤离。”
　　如果向居民发布如上指令，给他们留有自主判断的余地，东电和政府就应该可以将赔偿金控制在最低限度。
　　倘若公布的放射线量属实，人们的健康不会立刻受到损害。不过因为积少成多，仍然存在风险。假设停留在一个放射线量为每小时25 微希的地方，那么暴露40个小时，就是1毫希，10天就会达到6毫希。而接受一次CT扫描（电子计算机断层摄影）的放射线吸收量是6.9毫希，相比之下，前者还要低些。
　　但是，即使该地区的放射线量在下降，长时间停留也会导致辐射吸收量逐渐接近人体一年累计可承受的最大辐射量——20毫希。政府理应先提醒一些注意事项，比如不要随便出门，不躺在或长时间蹲在地上，尽量待在室内，避免使用空调等等，然后指示居民结合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状况，自主判断要采取怎样的避难措施。
　　如果我是事故责任人，就会只强制核电站半径5公里范围内的居民撤离，其余地方自主避难。事实上，后来的累计放射线量数据也显示，半径5公里以外的地区基本没有出现问题。
　　但是，核电站西北方向仍断断续续地检测出高放射线量，距离核电站约40公里的福岛县相马郡的饭馆村内，年累计辐射量已超过100毫希。3月13日，也就是福岛核电站1号机发生氢气爆炸后的第二天，政府已经确定西北方向的放射线水平较高，因此有必要立刻公开此信息，并对该地区另行发出撤离指令。当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甚至在西北方向250公里以外的地方也检测出强放射线，至今仍在引发甲状腺癌和乳癌等疾病。日本这次也应当特别关注西北方向地区。但是，像划定半径20公里的界限那样，单纯地根据距离长短采取措施时，至少也应以5公里为限，该范围以外的地区再根据实测数值采取措施，不然赔偿金就会像现在这样无限上涨。
　　三英里岛核泄漏事故发生时，美国政府疏散了半径10英里（约16公里）范围内的孕妇和婴幼儿，并公布了周边放射线量，通报了健康受损程度。美国政府坚持推行自主避难方针，“××地区的放射线量是××。损害健康的风险较小，仍不放心的群众请自行撤离。”因工作而无法立刻离开的居民可以视情况而定，一旦情况恶化，再撤离。在居民们都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判断的时候，核事故就平息了。
　　这样的做法可以减轻政府责任，进而减轻国民负担。但日本政府采取的措施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4月22日，政府将福岛第一核电站半径20公里以内的区域划为“警戒区”，禁止居民进入；甚至制定罚则，擅自进入的人将面临最高10万日元的罚款或拘留。
　　如果公布的放射线量属实，政府就没有理由加强控制。稍稍进到“警戒区”内，所受的放射线辐射程度并不足以损害健康。在核电站20公里范围内的大部分地区，核辐射风险水平也仅相当于一趟海外旅行（从东京至纽约乘飞机往返一次所受的辐射量是0.2毫希），或在医院接受一次全面检查。
　　政府可以实行出入警戒区申请制度，也可以出租累计放射线测量仪，并提醒居民注意不要长时间待在户外或蹲在地上，交由他们自主判断。没有充分的依据就提升警戒级别，还制定罚则，这样的做法只会煽动居民、国民的不安情绪。而且政府做出禁入的决策时，就意味着将来的赔偿会成为国民的负担。越过东电做出判断时，政府所谓的“应由东电承担赔偿责任”的论据也变得不可思议起来。
　　危机应对能力不足导致损失不断扩大
　　1986年11月，伊豆大岛发生裂隙式火山喷发，整个岛上的居民都被强制撤离。但实际上，火山喷发在一天内就偃旗息鼓了，岛民却在一个月之后才回到岛上。2000年6月，三宅岛发生火山喷发，9月，全岛岛民被强制撤离，直到4年半以后的2005年2月，撤离指令才被解除。三宅岛大规模的喷发也在约一周之后就平息了下来，但是，政府官员却绝不会朝着“情况已有好转，请返回岛上，但因有可能再次请求撤离，请大家多加注意”之类的方向努力。这就是他们一贯的做法。
　　核电站事故中，日本政府对警戒区的划定也完全出于同样的思路。他们的想法就是：“下达撤离指令后，如仍有进出的居民，万一出事，政府完全不承担责任。”“警告也无用的话，就划定警戒区，强制撤离，并制定罚则。”与为居民着想的安全对策相比，政府更倾向于“不愿承担责任”、明哲保身的安全对策。
　　如此这般，政府采取的“安全对策”的成本远远超过了电力公司的赔偿能力，最终反而全部由国民埋单。
　　赔偿对象并不仅限于生活被扰乱的撤离居民和农田被污染、无法收获的农民。被命令强制撤离的核电站半径20公里的范围内，是畜产业和乳畜业十分发达的地区，撤离区内遗留了3 000头牛，3万头猪和60万只鸡。据说大部分已经饿死，或是被勒令宰杀。这种损失的扩大，正是因为撤离指令使人们无法妥善处理这些家畜家禽。如果有时间，完全可以把这些家畜家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本来，政府就必须综合考虑安全性和成本这两个相互矛盾的因素，做出的决策也应既使国民、消费者的负担降到最低，又重视国民的安全问题。命令、请求和劝告等都会因言辞和对象范围的不同，产生截然不同的公共负担。
　　在东日本大地震和核电站事故中，欠缺考虑、给国民带来恐慌的政府言论尤其引人注目。但由此产生的全部损失最终还是由国民的税金来弥补。
　　政府针对受到谣言影响的菠菜等，发出了销售禁令，此举太过草率。“从××地的菠菜中检测出的放射性物质超过国家暂定基准值，因此禁止其销售”，政府这样的声明方式并不妥当。“暂定基准值”指的是一年持续食用的情况下累积的放射线量。这样的说明并不充分，但政府却不容置疑地把菠菜列为禁止销售的商品。
　　而且，不仅是针对检测到超高放射线量的该批次食材，政府对整座福岛县和茨城县都下达了限制销售的命令。于是关于两县产品被污染、有危害之类的谣言纷纷传开，消费者产生畏惧心理，超市也变得门可罗雀。另一方面，生产者对自己尽心竭力培育出的安全农作物也不得不做出废弃处理，损失十分惨重。
　　对销售加以限制后，政府又装腔作势地发布声明，称“每日持续食用，一年之后才会超过基准值，不会立刻损害健康”，这样的举动反而使国民更加不安。吃了之后到底好还是不好，人们毫无头绪，因此产生了“暂时不要食用”的想法。
　　福岛县和茨城县产的食品有危害，周边的枥木县和群马县生产的食品也有危害……结果，连国外也对放射性物质的流出产生误解，不仅针对日本农产品，甚至也对日本制造的其他产品提高警惕，纷纷采取禁止进口或加强对放射性物质的检测等举措。而日本政府如果能公开更多的信息，并明确后果的话，本可以避免这种事态的发生。
　　正是政府沟通能力不足、信息不透明，才造成了种种误解和过激反应，扩大了谣言的杀伤力。
　　“食物检测出的放射性线量水平在持续食用一年的情况下，会达到国家暂定基准值，因此请注意不要每日食用。食用前，请用水充分清洗。”
　　言辞恰当的政府会如此发表声明。有关销售禁令，也会向生产者发出通告，“发现有可能达到国家基准值的批次时，请主动停止该批次的销售。”总之，不要命令他们停止销售，这点很重要。
　　这样的话，政府只需作下述声明，事情就可以结束了。“只要生产者心存善念，遵循我们的嘱咐，市场上就不会流通危险产品。但是，为防患于未然，请注意这一年内不要持续每日食用相同的东西，不要不经清洗就直接食用。”这样的话，国家的赔偿金额也会极大地缩小。
　　民主党政权的诞生主要归功于其像悬挂七夕的诗笺一般，提出了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政权公约。这个政权时常做出一些可笑的言论和举动。
　　鸠山由纪夫政权打出的“友爱”口号，以及“东亚共同体”和“日美中正三角形”的外交方针，都是华而不实的。结果，因不识时务地插手冲绳普天间基地的迁移问题，日美关系更加复杂。在联合国演讲中，日本又哗众取宠，向国际社会承诺“至2020年将削减25%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对比1990年)”，但是为实现该承诺而产生的成本，却是由日本的企业和国民承担。
　　随后继任的菅直人政权，也只有其随心所欲的决策和言论令世人瞩目。仅因为位于静冈县御前崎市的中部电力滨冈核电站“在今后30年内发生里氏8级左右地震的概率为87%”，就全然不顾电力需求、当地居民的感受及赔偿等问题，要求其全面停堆。负责核电站事故的经济产业大臣称，核电站停堆的成本将通过提高电费来弥补。真是肆无忌惮的权力滥用。
　　如果政府无能，就会劳民伤财。禁止农作物出售，强制撤离，要求核电站停堆，消费者行政担当大臣建议“不要再食生肉”……其后果就是因此造成的损失全部由国民、纳税者承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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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迷失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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