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实践，我们认为，赋权模式在中国是有很强的适用性的，它可以有效地协助组员获得能力的提升，发现自己的潜能，找到应付自己生活困难的方法。当然，我们相信，能够使用赋权模式，与中国社会发展现状有密切关系，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社会变迁，没有政府和单位对个人生活控制的减弱，如果不是社会分化，以及多元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冲击、改变了政府的社会服务机构，如果没有公众舆论对离婚的接纳，将赋权模式运用到单亲母亲小组中将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中国社会发展中，赋权模式将被应用到不同人群当中，成为对现存体制内的工作方法的替代和补充。
第二，组员和社会工作者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重视和反思。
在组员和工作员的交往中，我们发现，她们比较喜欢用老师来称呼工作员，虽然我们反复强调，只要称呼我们的名字就行了。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她们对我们的定位，首先，我们的身份都是大学教师，尽管我们与她们之间没有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师生关系，她们还是愿意这样称呼我们；其次，可能是对我们的一种尊重。但是，这种称呼引起了我们的重视，因为在中国文化中，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权威与服从的关系，而这种权威与服从的关系，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在案主对工作员的指导性的期望（刘梦、张宇莲，1997）。
这里又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的探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这种权威关系会给案主和工作员之间的工作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指导性原则与非指导性原则，哪个更符合案主的需要？非指导性原则是西方社会工作的基本工作原则之一，但是，如果案主对这种工作关系的期望就是获得某种指导的话，社会工作者是否应该提供这种指导？如果是的话，社会工作者有权利和能力这样做吗？如果不是的话，将如何体现案主为本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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