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得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还是这个世纪最初的一两年间，其时我从新加坡回上海探亲，不经意间在与昔日的大学同学聚会时听到他们提起星巴克（Starhucks）。我很是讶异，及至问明原委，才知道星巴克竟然已经把生意做到了中国，做到了我的家门口来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那时我正准备离开澳洲，换一个环境发展，但究竟是去美国和新婚不久的先生团聚，还是去新加坡寻找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机会，毕竟那时的我不像现在这样已经几乎完全变成一个贤妻良母般的家庭主妇，我那时依旧满腔充入了理想和热忱，只觉得自己读了那许多年的书，又有在海外工作的经历，年纪尚轻，虽然已经结了婚，但还没有孩子，依旧是和孑然一身没有多大区别，正好可以趁着这个时候再搏上一把，否则真的年纪轻轻就做了全职太太，绝对是心有不甘。先生是那种典型的传统的中国男人，加之他的家庭出身和生活经历，都让他养成了在我看来多少有点“霸道”的性格，说一不二的大男子主义，难怪当初我老妈那么反对我嫁给他呢。呵呵！上海女人嘛，从来都是习惯于对男人们发号施令的，当然不肯甘心让自己的女儿去听凭别人的安排和调遣。我虽然并不喜欢被别人要求“应该如何如何”，但对于大多数上海男人的阴柔有余，阳刚不足却还是很不以为然的，因此尽管先生有时候难免显得有些刚猛过了头，但我还是更愿意接受这样气质的男人。不过，那一次关于我们俩人的未来以及我的前程事业的争论却几乎让我和先生劳燕分飞。
我在澳洲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悉尼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做秘书，虽然我上大学和读硕士时所学的专业都是计算机，但说老实话，那都是当初我那个做大学工科教授的老爸安排的。那时他摆出一副高屋建瓴的样子，煞是认真地告诫我，从科技发展的潮流和方向来看，未来的计算机行业的前景是多么多么的广泛，而我当年痴迷的文学又是多么多么的狭隘，而这种论调一旦经过在家里享有绝对权威的老妈之认可，就立刻成为板上钉钉的事情，终于再没有回旋和商量的余地，我的学业就这么被父母钉死了。而那个时候，我还是个不折不扣的乖乖女，哪里像现在的年轻人那样有反抗和思辨的精神，只得亦步亦趋，按照父母指点的路线，懵懵懂懂地往前走。在会计师事务所做了秘书以后，我忽然发现，虽然这份工作看上去并不算多么如意，但至少比我每天面对那些让人头疼和乏味的计算机编程要有意思得多，而且，我发现比起和冷冰冰的计算机打交道来，我更愿意，也更适合和那些活生生的人交往。于是，天高皇帝远，当年父母的谆谆教诲便再也无法束缚我了，那曾经付出了七八年青春的学业就此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我从此成了一个快快乐乐的Office G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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