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经纶，哲学博士，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香港城市大学亚洲管治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客席副教授，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访问教授。研究与教学领域包括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社会政策、就业与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研究论文发表于Asian Review；Issues & Studies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Chinese Law & Governement；Education and Society；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Journal of Social and Socieital Policy等国际性刊物。《中国公共政策分析年报》编者之一。
　　
　　莫家豪，香港教育学院比较政策讲座教授，并担任该校协理副校长（研究与国际交流）、博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及大中华研究中心总监，浙江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黄耿华，香港教育学院大中华研究中心成员。

　　《变迁中的社会政策：理论、实证与比较反思》由内地及香港的三位作者在多年研究和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合著而成，以理论分析为主导，紧扣具体政策实践，并在大中华地区的比较视角下进行反思。
　　《变迁中的社会政策：理论、实证与比较反思》共分三部分十四章。第一部分从理论的视角阐述和分析中国社会政策的定义、发展的背景和发展态势；第二部分紧扣中国社会政策的实践，结合实证调查，对各个具体政策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医疗、教育、社会管理等）进行研究；第三部分以大中华地区为视域，通过分析香港、澳门社会政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进而反思中国社会政策的特征与挑战。篇章具有较强的内在逻辑性和完整性。
　　《变迁中的社会政策：理论、实证与比较反思》既适合公共行政、社会保障、社会工作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当教材使用，也可供相关专业的研究者或具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读者阅读，尤其适合对港澳社会政策或大中华地区比较社会政策感兴趣的人士参考。

　　在这样一个广泛的政策背景下，公有民营的高等教育机构开始在中国出现并越来越普遍。与传统的公立大学不同，这些兴建的“二级学院”是作为“自筹经费”的实体组织来运作的，遵循“市场”原则。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是最早建立的二级学院之一，它是由杭州市人民政府、浙江大学、浙江省电信实业集团共同创办的。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即反映了中国教育公有化与私有化的混合。一方面，城市学院的建立是与新浙江大学的整体规划与发展相联系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希望通过大学合并战略将新浙江大学建设成一所具有领先地位的研究型大学，因此教育部也批准了浙江大学建立城市学院这样一个在自筹经费基础上运作的二级学院，以此为当地学生创造更多的本科教育课程，从而也使浙江大学能够将重点集中在研究生教育和科研活动上。由于得到了中央政府和省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城市学院从成立之初就拥有授予学位的权利。另外，杭州市人民政府也以税收减免形式提供了资金支持，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对其与城市学院的合作进行管理指导，依据此合作，城市学院的学生和毕业生可以在市政府获得较多的工作或实习等机会。另外一方面，城市学院与其母体、中国大学排行榜中名列前五名的浙江大学之间保持着较密切的关系。②在与城市学院院长周教授的实地访谈中我们得知，学院的毕业生中一部分优秀学生可以免试直接被浙江大学录取攻读研究生，另外，一些在读期间有着优异学业成绩的本科生，通过“陕速通道”（fasttrack）也可转入浙江大学就读。显然，城市学院的“半民办性质”的确增强了其实力，使它在与其他民办院校的竞争中能够更胜一筹。由于得到了相关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城市学院在招生上也并没有遇到难题。更有趣的是，城市学院运作上有明显的私有化成分，尤其体现在通过抵押、贷款、捐赠等形式实现资本的流动，以及后勤服务的外包上。
　　1999年，二级学院在江苏省有23所，在浙江省有8所。随后，这种形式的院校迅速增加。2000年，在以上两省中，二级学院的数量跳涨到50所。建立二级学院创造更多额外的教育机会，一方面，这是一种实现国家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政策目标的有效方式；另一方面，能够让浙江大学将师资力量等更集中在科研等项目上。基于以上认识，城市学院的试验得到了教育部的认可，二级学院也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到2005年，中国共有344所二级学院，本科招生规模达到了540000人。①教育部批评传统民办院校“为了赚取利润，利用国家政策，损害了学生和家长的权利”，认为二级学院这种新形式的民办教育机构能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完成非常重要的使命（对政府官员的访谈，北京，2004年1月）。鉴于传统民办院校缺乏“自我约束”（self-discipline）能力，易出现管理上的问题，中国官方相信二级学院的建立对于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目标的实现不失为一个更好的选择。②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公立大学纷纷通过建立二级学院来扩大招生规模，如南开大学（天津）深圳金融工程学院，华北电力大学（河北）科技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太平洋金融学院等。这些学院都是依照民办原则来运作的，其最初资金来自地方政府或国有企业，它们担负着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培育人才的使命。有些二级学院的招生人数为20000～30000人，达到“综合大学”的规模，甚至达到教育部所描述的未来示范性大学的标准。③随着二级学院的扩招，传统民办院校自然遭遇招生不足的问题。据Lin所指出的，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私人／民办大学投到广告及招募上的费用要占到其收入的20%或更多，他们在招生上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③一项报告显示，2003年，有些传统民办院校甚至对申请者全部录取，但最后超过1/4的被录取者没有报到，还有10010的学生在读期间因为对学校不满而选择了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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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篇 中国社会政策：概念与发展
第一章 民生时代与社会政策
第二章 政策背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变迁
第三章 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与核心议题
第四章 中国社会政策范式的转变
第五章 当代大学生与社会机会及社会流动：对社会政策的启示

实证篇 具体政策领域的研究
第六章 社会福利需要与保障：以广州为研究个案的评估
第七章 市场转型、下岗失业与社会政策的渐进变迁：基于下岗与再就业服务政策的研究
第八章 中国医疗保障制度与农民工医保政策
第九章 中国高等教育：从国家福利到私有化和市场化
第十章 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与行动框架：以社会政策学为视角

比较篇 大中华视域下的反思与前瞻
第十一章 香港和澳门的社会发展挑战与政策应对
第十二章 生产型福利资本主义还能持续吗？
第十三章 香港与内地的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融合与启示
第十四章 结论：中国社会政策的特征与未来挑战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