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谜”：从苏联解体看前苏共执政的致命缺陷
苏联解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事件，它对整个世界的影响，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人们心灵的震撼是巨大的。苏联解体从根本上说，是苏共实行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又是戈尔巴乔夫实行所谓改革新思维，主张“民主、人道社会主义”的直接恶果。苏共在执政理念上的致命缺陷，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和警示。
指令经济是苏联发展经济的致命伤。苏联实行的是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其主要特征是：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计划经济的运行方式。这种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虽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起过一定的作用，但从长期看，它落后于现代市场经济，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苏联的重工业、军事工业虽然取得了较大发展，但轻工业、农业发展长期滞后。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粮食产量始终未达到沙皇时代的水平。直到戈尔巴乔夫当总书记时，人们仍然是排队购买食品。苏共中央经常为居民的日用品供应而发愁。苏联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经济就出现停滞的趋势。到80年代继续恶化。按苏联官方的统计，1981-1985年经济年增长率仅为3.6%，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推算苏联在这期间的增长率为1.8%。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越拉越大。
高度集权是苏联的政治体制的致命伤。社会主义社会本来应该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但是建立在高度集权基础上的任命制、终身制、家长制、官僚特权等却成为苏联政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制度和组织原则。斯大林执政初期，民主集中制还能坚持，但是，随着不断清除反对派，民主集中制度变成了没有民主，只有集中。后来，高度集中变成高度集权，党的总书记变成个人专权，国家的重大事情基本上由少数人决定，广大人民群众实际上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受到严重侵害。这种政治上的高度集权，是官僚特权集团产生的土壤，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在列宁时期因工作需要为国家机关人员设立了“疗养食堂”。到斯大林时期变成了特供商店，仅供少数高级干部享受。特权与腐败是相连的，尤其是非公务特权的扩展，在党内形成了以权力腐败为特点的“官僚特权阶层”。苏共后期党内的腐败已成为党内主流，致使党群关系开始紧张并对立，党员干部逐渐由“人民公仆”变成了“人民主人”，导致前苏共严重脱离群众，失去民心。
思想控制是苏联意识形态上的致命伤。社会主义不能禁锢人们的头脑，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人们应该有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但是，在苏联高度统一的思想控制下，人们的头脑长期被禁锢，社会主义似乎变成了文化专制主义。前苏共一直对人们的意识形态进行严加控制，对于不同意见和不同观点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压制，甚至党内都没有发表意见的自由，人们因意见不同而受到迫害的现象比比皆是。在这种氛围中，人民群众的思想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成了一句空话，正当的民主要求遭到压制，人们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表面上的稳定掩盖着事实上的不稳定。这种对人们思想严加控制的管理体制，严重束缚了人们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也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
苏联体制存在上述缺陷，客观需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进行改革。然而，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提出的所谓改革“新思维”，选择了“民主、人道社会主义”的方向从根本上动摇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根基。苏共领导地位、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联盟国家是苏联政治制度的三大根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苏联部分高层领导开始推行“公开性、民主化和新思维”等思想政治和外交路线，戈尔巴乔夫通过激进的政治改组和宪政改革，逐步拆毁了苏联国家和宪法的根基。1990年前后，戈尔巴乔夫积极推动修改苏联宪法，取消了苏共领导地位；宣布政治多元化，实行多党制；设立独揽大权的总统职位。1988年开始，在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的浪潮下，苏联民族分裂势力在各加盟共和国迅速得势，向中央发起了“法律战”、“主权战”，纷纷宣布“主权独立”。民族分裂势力与俄罗斯内部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激进派遥相呼应，戈尔巴乔夫开启的民主化运动落入陷阱，政治改革也随之走向了绝路。
总之，苏联解体是由于苏联执政理念上的缺陷所造成，教训警示后人：必须选择一条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最终建立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体制。
3.城市国家的奇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连续十度蝉联执政的秘诀
新加坡自1965年从马来西亚独立后，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现代化，其政治经济发展成就世人瞩目。新加坡人民行动党1954年成立，在1959年的大选中击败一些“老”党而上台执政，并且连续十度蝉联执政，取得了政治清廉、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位居世界前列的执政成就。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理念，引起了世界各国和学术界的关注，在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政治制度理念——国家利益至上，民族团结和睦。国家利益至上是人民行动党筹划国家体制、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其实质就是国家及其政府至上，严禁任何有损于国家、政府及其领导人威信的言行，要求新加坡国民要超越种族利益和阶层利益，以新加坡的国家发展作为行为准则。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行动党政府不断加强对国民进行效忠国家、增强社会责任感、提升个人品格等思想教育。从1988年开始，政府每年都要开展一次“国民意识周”活动，以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凝聚国民的爱国意识。1991年，经新加坡各界民众讨论和国会批准，政府公布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推出了可以被新加坡各民族接受的国家意识。多元种族是新加坡社会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特点，有效处理境内多元种族问题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功执政的重要标志，其具体做法：一是在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政府政策向少数民族倾斜，以求得种族之间在心理与利益表达方面的平衡；二是从立法程序上，法案经过国会通过后，还必须经过总统下属的少数民族权利理事会审查，待确认法案中没有种族歧视和宗教歧视的内容后，方可提交总统批准；三是人民行动党注重培养“新加坡人”观念，实现国民一体化，增强各民族对“新加坡国族”的认同意识；四是淡化人民行动党的华族色彩，在制定政策时照顾到全体“新加坡人”的利益，而不是华族的利益；五是严厉打击破坏种族团结和睦的活动，对挑起种族纠纷的民族主义分子施以重压，对持有种族沙文主义思想的人严加防范。在“国家利益至上、民族团结和睦”理念的支配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加强了对社会的严格控制，规范了广大民众的行为，一盘散沙似的移民社会被改造为具有强烈认同感的民族国家，奠定了社会发展的稳固基础。
社会发展理念——“以生存与发展视是第一要务”。1965年新加坡建国之时，是一个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超级小国，资源极为匾乏，连淡水都要进口。艰难的生存环境，使人民行动党形成了“以生存与发展视是第一要务”的执政理念。人民行动党把经济发展作为治国施政的主要目的，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经济发展上。上世纪50年代，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提出了“生存第一、经济立国”的基本国策，确定了以经济为中心的施政导向，决心“创造一种新的经济模式”；60年代，面对严重的失业和贫困，制定了以扩大就业为中心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政策；70年代，制定了以出口为导向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政策；80年代，在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基础上，制定了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核心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针；90年代，重点发展电子、通讯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在本世纪初又提出“为了竞争环球市场，加强学习，提升技能，赶上快速前进的知识经济列车”的经济发展口号。人民行动党根据国情变化不断调整经济政策，合理制定经济模式，使新加坡经济每隔一段时间就上一个新台阶。近30年，新加坡经济每年平均增长8%以上，有力保障了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的执政优势地位。
政府执政理念——坚定合理执政，赢得民众认同。从法理上讲，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合法性是通过五年一次的大选，获得人民赋予的权利来组织政府、管理国家。由于新加坡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选民主观意志的不确定性，人民行动党增强自身执政的合法性，经历了一个从“侧重于绩效合法”到“绩效合法与程序合法并重”的过程。李光耀认为：“行动党治国向来是公正的。从1961年到1962年，我们只有一席的大多数票，因为有13个议员投奔社阵。我们当时还是坚定合理地当政。1962年8月，行动党成员依布拉欣去世以后，我们就没有多数票，是25席对25席。当时，没有人能够肯定如果有一个政府议员病倒，政府能够维持多久。不过，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坚定合理地执政。”20世纪80年代中期，面对世界日益高涨的民主浪潮，人民行动党以亲民姿态接近民众，赢得了民众的认同。为了实现社会公正，新加坡在减少收入差距和帮助低收入阶层方面，通过政府行为干预对收入两极分化进行限制。吴作栋上任以来多次在国情演说中提到帮助弱者贫者的问题。政府制定了多种政策来“防止形成一个下层社会”，把收入较低的人分散到各个选区居住，增大他们获得帮助的可能性。此外，政府还实行了低收入阶层的教育援助政策，使更多的低收入阶层子女能够通过接受教育而摆脱贫困。
4.“人民之家”：瑞典社民党60年成功执政的理念
“人民之家”计划是瑞典社会民主党于20世纪30年代，顺应时代要求，结合瑞典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提出的执政纲领。正是在这个纲领的指导下，瑞典通过一系列社会立法，建立起针对养老、健康、失业、工伤赔偿等问题的社会保险制度，这标志着瑞典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出现，从而为“瑞典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正是从“人民之家”开始，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始走上探索社会发展新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思考。
“人民之家”计划的基本概念。瑞典许多社会民主党著名思想家都曾提出过“人民之家”的观点。但是，真正比较全面论述并提出“人民之家”计划的是瑞典社会民主党著名领袖汉森（PerAlbinHansson1885-1946）。汉森在1928年提出了“人民之家”的思想，1932年任社民党政府首相后，他积极领导了瑞典的社会改革。鉴于汉森的巨大贡献，1946年去世后被誉为“福利社会的奠基人”和“国父”。汉森的“人民之家”思想，是把国家比喻为家庭，号召把国家建设成像一个好的家庭那样，没有特权或者剥削者，只有平等、关怀、合作与互助。汉森指出：家庭的基础是团结一致与共同感情。好的家庭不会认为任何人是优先考虑的，或者是不被认可的；它不会承认任何人的特殊利益，或者把任何人当作后娘养的孩子。这里不存在对他人的歧视，不存在以他人为代价而谋取个人私利，强大者也不压迫和掠夺弱小者。好的家庭体现出平等、理解、合作和帮助，各种社会与经济的障碍应该被打碎。
“人民之家”计划的主要内容。汉森提出：国家应该建立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对民众提供疾病、退休、失业与生育保障，这是国家对被雇佣者应该做的基本事情。他认为，这不是一个人的面包问题，而是每一个人在更加有保障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的问题。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通过公平分配为其民众提供各种物质福利和文化产品，使得人们可以免于经济压力。如果被压迫者联合起来，通过支持一种目的在于满足所有合法利益的公共政策而互相帮助，这将会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可见，“人民之家计划”实际上不仅包含了社会保障制度，还包括平等、互助与民主这样的政治目标，就是要在瑞典建立一种公民享有充分的生活保障与民主平等的社会模式。汉森说：“我已经明确表示，在一个政治民主的社会中，经济寡头统治必然失败。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时期中，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人将不会接受这样的现实，那就是，作为保持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掌握在极少数资本家手中，这些资本家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将普遍福利置之度外。”
“人民之家”强调福利就是社会主义。汉森主张放弃甚至否定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而普遍福利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他多次指出：社会主义“不是所有重要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转移，而首先是国家与社会旨在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的努力”。指出：“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将为发挥每个人的才能和满足他的需要创造条件的社会，是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创造者的社会”。运用国家的力量，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为每个人才能和需要的满足创造条件。
“人民之家”计划的目标与途径。汉森认为，各种社会力量的合作是实现人民之家的重要途径。在一个阶级合作的社会中，工人阶级将会对关心他们社会福利的社会表示更大的忠诚，人们不仅为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且同样也在为公共利益服务。他号召人们充满热情地投身到一种共同的事业，“将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好的人民之家，使生活与工作其中的人们获得生存保障，使每个人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紧密合作。”
汉森的“人民之家”计划的提出，符合了二十世纪20、30年代瑞典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组合的特点。瑞典由于工业革命到来较晚，国内资产阶级的力量缺少成长壮大的土壤，同时又给农民阶级在政治上巩固自己的地位创造了良好条件，使之在政治力量上有取代贵族阶级的倾向。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迅速，新兴的工人阶级很快壮大起来，而且一开始就与历史上的禁酒运动、合作运动、工人教育运动密切结合，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与此相应地，作为新兴工人阶级对立面的资产阶级右翼保守势力就显得相对软弱一些。瑞典工人阶级历来具有比大多数西方国家工人阶级队伍更为团结一致的特点。从事各种职业的工人虽有自己的工会，但总工会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各阶层工人队伍的利益。可见，瑞典“人民之家”计划的提出正是适应了瑞典社会阶级力量比较均衡、阶级对抗相对弱势的实际。尽管瑞典社会民主党在执政理念和实践上，并不主张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其实质是一种改良主义，但通过实行“人民之家”计划，仍然增强了社会民主党自身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瑞典社会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探索了一条符合瑞典实际的新路。
5.“第三条道路”：英国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英国工党“第三条道路”是近年来欧洲社会民主党变革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动向。它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深刻危机，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受到严重挫折时而重新举起的社会主张，是欧洲各中左政府为应付全球化挑战而提出的一套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治国方略和“超越左右”的政策理念。“第三条道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为西方改革现存的资本主义提供了新的模式。自1997年5月，布莱尔及其领导的英国工党取得了执政地位以后，对内对外强力推行其“第三条道路”执政主张，解决了当时英国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取得了执政以来经济稳定并持续增长、带领英国积极融入欧洲等显著政绩，并使该党连续三次取得执政地位，走出了一条“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之路。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英国工党所采取的执政理念对当今世界各国执政党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新政治经济纲领——平衡市场作用与政府控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新左派认为，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可以遏制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由贫富差距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维护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这是纠正市场缺陷、减少经济活动盲目性的根本途径。而新右派认为，市场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只有市场才能够使社会财富增加，而不断扩大的政府权力，只会导致官僚主义的日益盛行和行政效率的日益低下。英国工党“第三条道路”所施行的政治经济纲领，既不完全赞同新左派的国家干预的政治经济纲领，也不全盘接受新右派的市场万能的政治经济主张，而是在二者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意图在政府控制和市场作用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英国工党实施的经济纲领强调：市场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市场作用有其自身的缺陷，而政府对市场的适度干预能够促使市场更好的发展；但同时，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也会带来低效率和官僚主义。因此，英国工党“第三条道路”倡导，“为了适应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生活领域的变革，政府应尽其所能帮助市场而不是认为自己能代替市场，要以政治行动来补充和改善而不是阻碍市场的基本功能，我们支持的是市场经济而不是市场社会。”
新国际政策纲领——加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在国际关系上，传统左翼常把国家地位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混为一谈，通过建立政治团结和政党联盟，以此来增强自己派别的力量。而右翼新自由主义则极力维护民族国家控权的世界体系，维护单一民族至高无上的地位。英国工党“第三条道路”主张的国际政策，努力调和陈旧的国际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通过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树立积极地世界主义。英国工党的新国际政策纲领，主要内容包括：一是主张加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共同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布莱尔说：“在国际问题领域，我们必须保持向外看而不是做孤立主义者，经济是国际化的，环境是国际化的，犯罪也是国际化的。我们把国际接触视为解决跨国际问题的逻辑方法，而不是对境内主权的一种威胁。”解决国际问题，坚持世界主义的多元化立场。吉登斯认为，“对中左翼来说，唯一合理的事业实际上是世界主义的，即承认文化多元是全球化的秩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能存在一种由某个集团强加的道德：道德问题必须进行公开讨论。”
新型价值观——权利与责任的统一。为了适应时代的需求，英国工党在原有自由、公正、互助等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适时调整和增加了新的内容。布莱尔认为英国工党“第三条道路”的价值观是：“以民主、自由、公正、责任和国际主义等为价值观念，强调权利与责任的统一，以超越传统左派与右派为基本价值取向，以建立充满活力的政府与社会为价值目标的价值观体系。”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并通过强调权利和责任的相互关系，突出了责任是工党施行“第三条道路”新型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权利是建立在责任的基础上，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责任与权利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英国工党这种新型价值观在突出责任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同时，更加强调公民个体的责任。传统工党只强调国家为国民服务的责任，而国民只是被动的接受，英国工党“第三条道路”认为这有背于自由。它认为如果要保护和扩大自由，建立真正的自由的社会，那么就要增加个人对集体的责任，扩大个人对国家的自由，由强调集体权利转变为突出个人权利。
英国工党的“第三条道路”是英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做出的一种政治选择，也是当今西方政党进行政治变革的积极尝试。从工党“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提出和实践可以看到，任何政党和政治组织，必须适应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纲领、政策及组织结构，已达到政党与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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