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卫东，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德国《论证》杂志和香港《社会理论学报》编委、德国普莱斯纳学会学术委员。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和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计划。曾获“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优秀论文奖”（2004）、“冯至德语文学奖”（2005）、德国“德嘉银行奖”（2008）等。

        《德国学术》以德国现代思想史为脉络，延展思路，格局包容，力求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开阔的思想史视野，深入到德国思想的内里和细部，为国内广大的德国思想研究者提供详实的思想资料和新鲜的学术观点。

        本辑锁定德国青年运动。

        德国青年运动于1900年代以候鸟运动的形式在德国兴起，并迅速发展为一场全国性的青年运动。由于德意志民族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后发性质，德意志青年运动有其特殊性：在形式上，继承德意志知识人的漫游传统，德国青年运动以漫游山川的“候鸟运动”而兴起，从柏林旁边的小城施特格利茨肇始，短短三五年时间就发展成全德意志青年有组织的普遍运动；在精神上，当其他国家的青年热切地奔向现代性的地平线地，德国青年却返身走向前现代的自然和农业社会。运动中的青年们希望通过漫游，寻找尚未受到现代性侵染的民间文化中重构德意志民族的生活方式，以此建构出一种区别于“西方”社会模式的共同体。

        这场运动不容忽视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另外两个方面。其一，从最初的候鸟运动，到后来的希特勒青年团、青年抵抗运动，德国青年运动与纳粹关系复杂；其二，许多著名的德国现代思想家都参与到德国青年运动之中，包括本雅明、容格尔、冯特、瑙曼，等等。这些思想家对德国现代思想影响至深，可称为现代德意志文化的形塑者。

        本辑收录的文章，既有专篇思想史书写，也有对青年运动与家庭教育、帝国想像、青年世代、保守主义、外在视角等等之间关系的探究。既深入细致，又多种面相，力求成为国内德国青年运动研究的先导。

　　1. 兴起：候鸟运动
　　总的说来，候鸟运动乃是德国青年运动的第一阶段。而这一阶段的青年运动，是一场市民阶层的运动。他们的理念和话语，表达了这一时期德国市民阶层独特的文化心理。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工业化给德国社会带来巨大变动，出现了新的“从事经济活动的市民阶层”或“占有财产的市民阶层”。在文化层面上，这个新阶层所代表的新的社会价值与旧的“有教养的市民阶层”形成了矛盾。旧市民阶层大部分由公职人员和人文学者组成，固守着他们自己的道德，将古典教育视为“自在价值”，视为根本的身份认同机制。在社会转型期，时代的不确定性威胁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准则，他们也本能地对现代性充满失望，对新阶层抱以反感。因而，集体性地产生怀旧心理，在旧的价值中寻找精神家园，也成为一个时代主题。他们鄙夷新阶层的横财，蔑视冰冷的技术，反对工业文明，批判现代性。这种精英主义姿态让他们获得了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性：他们是为了全体的幸福，为了整个民族的精神实体。因而，如何重构旧的价值，对他们而言，便成为一个重要的命题。而就在这个时候，德国社会也出现了一种“青年崇拜”思潮———“只有青年，才能在已朽的过去中找到一条新的道路”。因而这个命题作为一项使命，交给了他们的孩子们。
　　在这个意义上，候鸟运动的兴起，固然具有代际冲突的青春期心理因素，但从更广阔的文化心理上考量，却也是传统价值在社会转型期寻找新的表达方式的一种路径。所以，候鸟运动虽然带有青春期的反抗色彩，但从总体上看，他们反对现代性、回归自然的理念，与他们的父辈仍是一致的。因而，候鸟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市民阶层的运动，这也决定了它只是少数人的运动。因而，本文所提及的“青年运动”，从范畴和意义上都意指由市民阶层的青年所发起的运动，除非必要之处，本文将略过同时代的工人阶级青年组织和教会青年组织。
　　青年运动发源于施特格利茨，柏林旁边的一个小城市。在19世纪末，这里还没有工业，居民大多是商贩和手工业者，但也有许多施特格利茨人在政府部门的中高层任职。这里弥漫着强烈的新教氛围，充满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君主制的气息。可以说，这里是威廉帝国的一个中型堡垒。而这座小城市的特殊氛围，正在酝酿着一场影响深远的运动。
　　1896年，在施特格利茨的高级中学，一位名叫赫尔曼·霍夫曼的大学生带领着一群中学生到野外徒步漫游。他们的漫游范围遍及德国本土，到1899年，他们已穿越了波默森林。这种风气逐渐盛行，吸引了许多德国青年。1900年，霍夫曼为了完成学业，离开这个组织。他把卡尔·费舍尔提拔为领袖。而这一决定，使得漫游活动变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运动。
　　霍夫曼虽然能干，但他的视野和克里斯玛却远不如费舍尔。费舍尔是天生的领袖，一个小小的漫游团体在他手里变成了一次全国性的运动。他深知，在威廉帝国，官方的承认是绝对前提，否则，一个社团就不可能发展壮大并形成一次运动。因而，在1901年11月4日，费舍尔召集一次会议，决定在这个漫游组织的基础上建成社团，即“候鸟———学生旅行委员会”。“候鸟”的命名来自一段颇有蕴藉的墓志铭：“候鸟们，谁赠于你们／在陆上，在海上／自如驾驭翅膀／的学问？……”这个词最初可以回溯到艾辛多夫1837 年的诗中。1850 年，这个词在奥托·罗奎特的诗中具有了引申义。
　　“候鸟运动”由此正式拉开帷幕。费舍尔的克里斯玛也为运动注入了全新的风格和内容。他开始被冠以“至上者”的名号，中世纪的漫游学生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首领的。在费舍尔的领导下，青年学生们开始使用自己的问候语和识别口哨，身穿中世纪的服饰，在德意志土地上漫游和采风———而这直接促成了德国民歌的复兴。这在德国社会中形成了独特的青年亚文化，其理念就是反对工业文明，回归自然。费舍尔这样说道：“拯救自己，握紧旅行的手杖，去寻找你那已经失去的自然和坦诚。”候鸟运动的另一位发起者，路德维希·古尔利特后来将运动的文化理念进一步总结为：“培养青年的漫游兴致，在共同远足中有益且愉快地度过休闲时间，唤醒感受自然的官能，引导青年认识我们德意志的故土，锻炼漫游者的意志和独立性，培养同志的精神，抵制损害生命和灵魂的东西，这些东西尤其是在大城市及其周边威胁着青年，它们是：闭门不出和无所事事，酒精和尼古丁，更别提更糟糕的了。”
　　而诸如此类的表达的理念，本身并不是明确的计划。由于路线斗争和个人之间的敌意，运动从一开始就隐藏着分裂的可能。1904年，由于费舍尔独断的领导方式，候鸟协会一分为二。费舍尔领导的一支是“老候鸟团体”，其影响遍及整个德国，而另一支却仅限于柏林。随着这场运动的发展，各地纷纷出现了新的派别，其活动形式和意识形态，也开始出现分歧。1907年，候鸟运动发生分裂，出现了“候鸟，青年漫游德意志联盟”。而1910 年的分裂又产生了“小候鸟”，该团体在政治上属于右翼。而出现于1912年的“先锋队”，更致力于推动发展人种卫生学和反对建构平民社会。早期候鸟运动反对城市文明，但后来也出现了“汉堡漫游协会”一类充满都市文化气息的组织。从1907年起，在高中生以外，也出现了以大学生为主体的漫游团体。到了1910—1913年间，青年运动已经遍布全德，甚至在奥地利和瑞士也扎下了根。
　　既然青年运动已经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现象，那么，将它们组织成一个统一的团体，这个问题也就被提上了议程。1913年11月13日，正是莱比锡战役胜利100周年纪念日，迈斯纳山上汇聚了各路青年。其中有社会主义者，也有民族主义者，有犹太人，也有反犹主义者，有女青年，还有反女性主义者。这次青年集会希望为全国各式各样的青年运动组织提供一个共同的平台和组织形式，然而，由于各个小团体都要求自治，同时也由于小团体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这种希望落空了。不过，通过这次集会，一个名义上的“自由德意志青年联盟”成立了，并发表了“迈斯纳宣言”。
　　宣言称：“出于自己的目的，在自己的责任面前，自由德意志青年将以其内在的真实性塑造自己的生命。为了这种内在的自由，青年在任何情况下都参与到一个共同体中。”但这个宣言，并不是行动纲领，而只是一种生命情感的表达。从政治上看，这个宣言只是一种妥协的产物。因为这时，青年运动已出现两股势力相当的思潮。其一是保守派，要求在漫游中改革生活方式，而其二则是激进派，倡导一种反对家庭和学校的“青年文化”。
　　后者的领袖是古斯塔夫·维内肯。维内肯于1906年在威克尔斯多夫创建了“自由学校共同体”和刊物《开端》。他自称为天生的领袖，即便无人追随，也是如此。这位克里斯玛型的人物，不仅以他的个性，而且也以他的理念影响着青年运动。他的核心理念是“青年文化”。他断言，在他出现之前，青年人根本就没有自我表达的权利或可能性。因为青年只是被作为童年和成年的过渡阶段，不具备自身的特征和风格。在他看来，候鸟运动虽然使青年摆脱了家庭和学校的樊篱，结合成一个共同体，并创造出自己的语言和趣味（不仅是美学意义上的，而且也是伦理和智性意义上的），但是，它在使青年独立的同时，也把青年孤立了。其原因在于，候鸟运动还缺乏精神上的领导。而结果是：“人们满足于廉价的、易于获得的价值，而未曾完善从事精神劳动的感官和力量，（因而）满足于似善非善，缺乏对最高者的渴望，缺乏阔步向前的驱力，缺乏对于精神的责任感。”在这个意义上，候鸟运动还患有精神上的营养不良，还没有形成自身的文化。维内肯认为，候鸟运动与家庭、学校之间，构成了一对对立命题，而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综合，给青年注入一种文化意志，这就需要一批肩负使命的领袖，也需要一种特殊的学校。———这就是维内肯之所以把他所领导的圈子命名为“自由学校共同体”的缘故。他写道：“这所学校是我们公共生活之浊流中不可侵蚀的真理之岛。通过适应于青年的最高的特性，它在最高意义上鼎力辅助了民族，同时也是辅助了人性：它造就了新的一代人，他们（如同费希特曾经要求的）从一开始就比上一代迈出更大的脚步，他们从一开始就以自己的力量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推动世界历史。”从这句话中，人们不难窥见维内肯作为一名克里斯玛式领袖的理论抱负。同时，也不难看出，维内肯的“青年文化”本质上不是一个属于今天所谓“亚文化”的概念。应该说，这个概念从根本上论证了青年的自在自为的绝对价值。虽然，此后青年运动的方向并不为维内肯所主导，而他的一些追随者也加入了右翼青年团体，但此后“青年”成为一种右翼激进立场的标志，这一现象仍脱离不了这概念所赋予“青年”的绝对价值。
　　维内肯在政治上属于中左派，曾多次与右翼和天主教社会展开论战。在迈斯纳集会上，他已如此尖刻地批判渐已抬头的民族主义：在最微不足道的挑激下，我们已经准备好，炫耀我们的爱国主义，因为我们是如此廉价地获得这种爱国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维内肯完全否定民族主义，毋宁说，他试图在费希特的意义上对此时已具备扩张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加以纠偏。在他看来，费希特“属于那种思想家：献身于世界精神，并通过其思想获得与父国的距离”。而费希特的《对德意志民族的讲话》，事实上就是对当时的青年们的讲话：“你们要拯救德国，因为世界需要德国；要把德国作为世界精神的最闪亮和最尖锐的武器。”维内肯认为，费希特哲学乃是康德哲学的拱顶，它把康德哲学的那种还处于悬浮状态的智性上的英雄主义转换为行动上的英雄主义，把康德哲学的自由理念和世界主义与德意志民族精神融合起来。因而，在费希特那里，德意志性具有并不受制于国家或种族的界限。虽然，在英美自由主义者看来，费希特乃至康德，都必须为民族主义负责，但真实说来，费希特的（倘若也包括康德的）民族主义，乃是与世界主义相互融合的，费希特意义上的国家和民族仍是理性国家和理性民族。
　　而维内肯在一战爆发之前的紧张气氛中，以费希特对日趋狂热的民族主义进行反拨，让青年联盟的许多领导者感到不愉快，认为他和他的圈子是个累赘。所以，在1914年3月马堡的一次会议中，维内肯被驱逐出青年运动。拉奎尔对这一事件评价道：“这次分裂有两个充满意义的结果：第一，它阉割了青年运动，因为维内肯是惟一一个能够在弱势的情况下把一条清晰的道路引入青年运动的人，而且他也无疑已经将其文化努力引入一条富于生产性的渠道。第二，随着维内肯见逐，在青年运动中出现了左翼和右翼的联合。”而总体而言，左、右翼的分歧已是青年运动中的客观事实，如果没有维内肯圈子，这种分裂也会在另一种情况下出现。1916年，维内肯重新回归青年运动。而到了1920年以后，他渐渐疏远青年运动。而那时的青年运动，已具有了自己的文化，具有了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形式。
　　总体而言，精英性和自发性乃是候鸟运动最突出的特点。拉奎尔评论道：“青年运动从未能成为一场真正的大众运动，原因在于，它的精英现象是无法与大众运动结合的。”当时，也存在无产阶级的青年组织。由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青年工人人群迅速增大。为了反对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南德地区在1903年就出现了一个叫做“青年军”的组织。而北德地区的劳工青年因为1904年一个学徒工的自杀，也组织起来。到1913年，南、北德地区的劳工青年，以报刊《劳工青年》为中心，成为了全国性的组织。劳工青年运动始终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他们宣扬社会主义理想，为工人的解放战争作准备。但他们也与市民阶层青年一样，也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反对工人政党对他们的监护。所不同者，后者只反对父母和学校，而劳工青年还反对国家和政府；后者渐渐发展出民族主义意识，而劳工青年则相对保持着和平主义的立场。
　　与此同时，在候鸟运动之外，还存在着寻路者运动。德国青年罗伯特·巴登鲍威尔在第二次布恩战役中为英国军队担任侦察员，受英国寻路者运动影响，1908年，他推动了德国的寻路者运动。与候鸟运动的精英主义立场不同，寻路者运动也吸引无产阶级青年。但由于其军事背景，德国寻路者运动具有深刻的军事印迹，其理念也与候鸟运动判然有别。然而，在一战战场上，候鸟成员和寻路者成员同壕作战，而战壕这一特殊的交流平台，也为日后两股运动的合流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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