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变迁过程和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上，是中国共产党人90年来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理性设计交织演进的实践成果。这个过程充满着艰辛和曲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在中国取得成功，主要在于坚持独立探索的路径，是内生于中国国情基础上的制度，而不是外来嫁接的制度。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封建制度形态被打破，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要实行什么样的制度？这成为中华民族面临的重大历史抉择。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以后，各种派别展开“制度之争”：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主张实行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要把西方的议会制搬到中国来，结果也彻底失败；而代表大财团大地主利益的蒋介石攫取了政权，没有也不能提出任何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设计，蒋介石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治诉求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化为泡影，最后留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主张学习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独裁政府展开了较量。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新民主主义的实践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短短三年时问里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人民共和国。集中体现新民主主义制度思想的是1949年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下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三大政治制度，奠定了新中国的根本制度和基本的政治格局，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形成的基础，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开创了条件。我党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艰难曲折，但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具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时期我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借鉴世界历史的发展经验，提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地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当时只是一个概念和理论框架，还处在一个初步认识的阶段，也没有具体的制度支撑。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探索中，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探索。在经济上，打开国门，学习国外先进的制度成果，实行市场经济，但是国家的社会主义本质没有改变，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没有变，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能力更加科学有效；在政治上，承接了新中国成立时期确立的制度架构，进一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法律上，没有套用西方的法律体系，而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总之，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基本政治制度中6个方面：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党内民主、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和政府改革日趋完善。在我们党成立90周年之际，胡锦涛同志宣告“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表明我们经过6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和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已经从“摸着石头过河”，从实践探索的过程中，过渡到把握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并将这些规律性的内容制度化、体系化、具体化。这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理论判断，而且呈现出非常确定的制度存在形式，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实践性。
三、问题导向实证研究：以中国关键领域为案例的改革路径探索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政治改革的大量建议和摸索，不断挖掘中国现有政治框架的潜力。提高“两会”在中国政治中的地位，既需要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实事求是基础上摸索规律的实践探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设计被普遍认为契合中国的国情，这个制度的完全成熟是在历史中不断发展的过程，它必须与中国整体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相协调。在代表构成的制度设计上，2013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首次实现城乡等比例选举全国人大代表。20年前，八个中国农民的被代表权才等于一个城市居民11995年该比例调低为4：1，在被代表这件事上，四个农村人有了一个城市人的权益。本届新晋代表比例高达三分之二，连任代表只有34．4％。这样的更新规模在所谓的西方民主国家亦属罕见。6年任期的美国参议员每两年只改选三分之一，还可以连任。众议员任期与国会任期相同，虽然每两年全部改选，但连任比例可达90％。代表构成比例发生较大变化。一线工人、农民（特别是农民工）代表比例增加，达到13．4％；专业技术人员代表达到20．4％；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降低，但仍占34．9％。前两者比例增加固然是好事，但官员比例的下降显然不够。官员本应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的主要监督对象，三分之一的官员同时担任监督者角色，这在权力制衡机制的设计上是个悖论，不利于权力的制约和制衡设想的实现。根据中国国情，全国政协在制度设置上可以增加“现职党政官员”代表的比例，有利于现职官员与各界人士加强联系，发展协商民主，拓宽社会各界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和平台。
协商民主的改革和发展。政协报告在列举成绩的同时，也坦承，过去五年的“工作中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履行职能的规范化水平还不够高、政治协商的制度建设仍需大力推进。并提出今后五年的六项工作建议包括拓宽社会各界有序政治参与的平台、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以及进一步加强同港澳台民众的团结联谊等。政协要积极做好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等工作，“常想一想群众需要政协做什么，政协能够为群众做什么，政协为群众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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