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执政方式和创新成果是否会在任期之后陷入“人存政举，人离政息”的悖论？制度空间中的地方核心行动者，应该如何在制度创新中实现“人”向“制度”的归依？他们一个个鲜活的样本能否为制度创新提供素材与佐证？今天，我们依据“制度空间一地方核心行动者一制度创新”的分析框架，借用昆明样本，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
当下，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地方核心行动者为了有效推动地方治理及制度创新，在法治资源不足的前提下采取高压政策，能不能看成是一种阶段性的局限与无奈？在市场条件不完善的基础上采用行政手段，能不能看成是一种习惯性的策略与所迫？在民主制度不健全的前提下采用单一手段，能不能看成是一种效率性的畸重与局限？在制度创新中，大方向明确、具体操作五花八门的情况下，要公正、理性地评判地方核心行动者，就必须直面客观大背景，冷静了解所在小环境，就不能脱离国情所要求的进度、人民所寄予的期望。制度空间中的地方核心行动者，凡是想真改革而不是假改革、凡是想有所作为而不是庸庸碌碌，必然会有改革的主动、能动与冲动。在标准既清晰又模糊的前提下，在要求既具体又多元的前提下，必然有自主性行为的萌发，必然有制度性创新的扩展。就目前实践来看，转型期中的地方治理，经历了制度空间与地方核心行动者之间的相嵌，经历了地方治理实践中林林总总的理性与非理性、理智与非理智的行为解读，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与创新。
在一个正经历快速发展的国家中，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而在快速发展中的后进地区，问题尤为复杂。西方国家可以从容地在三百年左右时间内完成现代化进程，但是在我国，由于现代化启动模式以及历史、现实条件的约束，不仅只能采取非均衡性发展战略，而且往往显得有些局促与急切。转型中的机遇与挑战、希望与焦虑时时深沉地纠结着，如果用平面的或直观的思维方式，很难有效解读种种奇迹与成就，更难以理解发展中的悖论与问题。因此，打破线性的简化逻辑，导人叠加的务实思维，运用辩证的发展眼光，才能找到解析我国地方治理制度变迁轨迹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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