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 ”之我见 ／黄以明<br>国民性，不关乎我们是如何看它，而在于它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一点我们好像都忘了。<br>国民性原本是个不含褒贬的中性词，但这个词一出现大概就饱受诟病。一个曾经执掌过东方世界之牛耳的大国，近代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输给了别人，于是西学东渐，一切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审思和批判。“要像人家那样”，于是“不像”之处统统纳入“国民性”备受指指戳戳。恰似丑儿从倍有优越感的邻居家回来，不是觉得父亲臀部太扁了，就是嘲笑母亲的乳房太瘪了。总之凡是干不好，都归罪于百姓的“国民性”。可见“国民性”的看法可能真的是以输赢来定调的，哪一天赢了，“国民性”就变得 “先进”了。 其实，一杯水永远是一杯水，不关乎看它的是什么样的眼睛。把驴杀了也变不来骆驼，把骆驼煮了也化不成大象。可见，经过一个世纪对“国民性”的责难，要让人们的看法回到“骆驼就是骆驼”这样的客观和正常心态来，已经不容易了。<br>有没有办法把所有强加在“国民性”上不正常的“标签”摘掉呢？可是谁又保准自己眼睛没有戴上有色眼镜呢？这就是本书的“别出心裁”，选择图像语言，“让机器来说话”。<br>本书照片出自摄影家李宗泽之手，他以当下的中国为视点，完全摒弃猎奇的创作惯性，镜头穿梭于国际都市（北京）与陲乡邻镇之间，以底层百姓的日常生活入镜，或身边的亲友，或街坊邻居，熟悉的、不熟悉的平常人成为画面的主角。当这些常人从镜头再出来时，习以为常的邻里生活和环境居然产生了那么强烈的震撼。摄影师向人类现有的摄影“极限”挑战，已经达到了尚不让人察觉的境界了。在这些照片中确实体现了他“让机器来说话”的理念，实现了“还原”真相和自然属性的原则。也就是说，以前我们看欧洲一流摄影大师如：布列松、马克•吕布（约20年前我看到他的小册子）等人的照片，他们虽然也在追求图片的真实，但仍然逃离不出“事件性”猎奇的本质，总感觉照片背后摄影师有一个强烈的主观意图强加给观者。而宗泽不同，他不“猎奇”，相反却尽力克服“创作意念”，回到了日常照相那种照相和被照相的自然而然的关系中。拍照过程中所有的技术意图都被摄影师主观屏蔽，在那“决定性的一瞬”充分地、最大限度地实现机器效果的“纯粹”。<br>这里我没有必要作深奥的阐析，逐幅浏览读者就会注意到，看似平淡无奇的照片背后总召唤着摄人心魄的魅力。比如那对含辛茹苦一辈子的老年夫妻合影，在快门按下的一瞬，居然下意识地同时去牵拉对方的手！这是多么活生生、多么纯粹的国民性呵！一看这幅照片眼前就浮现出熟悉的天南地北无数的中国夫妻：一辈子彼此折磨得死去活来，临终那一霎那仍然说下辈子还要做夫妻！这是人性的美好还是愚昧？如果我们还是秉承“五四”以来的西方价值观的非此即彼，而对传统的中国人的感情生活进行批判，将显得多么浅薄与无知。这种震撼人心的平淡无奇，也就构成了照片的独一无二。当一百多年来习惯用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文化态度，在大潮退去的今天，我们有幸得以借宗泽摄影机器的纯粹表达，让被外来观念丑化、夸张、变形了的“国民性”还原为国民的本质。或许我们会恍然大悟：噢！原来我们在这里，既不好也不坏。 <br>当然更值得高兴的还有：透过《国民性》，人人都可以从中找到关于自己的有趣话题。伴随着读图时无处不在的精彩，从新思考摄影的意义，就会发现一个令人叹服的拐点。<br>总之，我们生为中国人的事实不可改变。如果这本书能唤醒我们回到真正的中国人的观念和生活的自信和乐观上来，我想，“国民性”的讨论可以休矣。<br>中国人的国民性变了吗 ／寇秀兰<br>在人类社会中，个人自由是有限的自由，但放开哪部分大有学问。换句话说，有什么样的自由，就有什么样的人民。<br>任何话语皆可能是一种转喻，细思“勤俭”就会发现它背后的恐慌。就人的本性来说，很少会有人不喜欢享乐，特别是在消费社会，勤俭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些许无奈。有闲阶层讲究的闲，是有产的闲；恰是这些人为劳动者命名“勤”。阶层生活态度的不同，显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生活环境与生存状态所决定的。一日不劳作就一日无饭吃的人，如果不勤，就只有饿着。如果他还是个家庭的主力，那么，这就产生了责任感的问题，勤，便成了道德审判的词语。<br>如果说“勤”关注的是眼下的生存状态，那么“俭”便着眼于未来，是对未来忧虑的产物。由过去的经验，找到对未来担忧的理由。<br>“勤俭”不能使人过上安稳无忧的生活，这不是个人的原因，而是巨大的社会悲剧。就如高启的房价，将勤俭人的安居梦越落越远。而想靠储蓄存款使自己的财产增值的人会发现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却依然在努力干活，坚持存款，不是因为他俭朴，而是因为他不能放下对未来的忧虑。<br>勤俭未必是美德，它也许是人们心头之痛，是误读。<br>都说中国人有奴性心理，对奴性的批判自“五四”觉醒以来就没有间断过，但国人的奴性始终未改，似乎倒真成了永久不变的“国民性”。想必没有人心甘情愿为“奴”，凡奴都有迫不得已的理由。这与建构有关。当一座富丽堂皇的殿堂只有一扇低矮到不合情理的小门时，所有的人只有低头弯腰才能过去。<br>中国人的奴性，哪个阶层都有，而尤以官场居多。趾高气扬与卑躬屈膝，视上司喜好为行动指南，官场练就的都是看上司脸色行事的本领和对下属颐指气使的作派，对上是奴，对下是官，这是一种心理扭曲，是一种人格的异化。人人都清楚，他们屈服的并不是那个人，而是那个人手中握有的权力。特权不除，奴性不改，利益所在。<br>扭曲的心理，人们归根究底会从中发现一种社会原因。<br>美消失的地方，恶生长出来；同情消失的时候，冷漠随之产生。<br>贪婪，是因为最大限度地放任了欲望的本能。<br>国民性这么多年不变，都是本着改良个体，所以收效不大。依我所见，改良国民性，应该先改良“土壤”。<br>后记／李宗泽<br><br>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来中国，是上世纪70年代。他拍摄了一部关于中国内地的纪录片《中国(1972)》。当时看到过这部影片的人，无不新生愤懑，巨大的价值观差异，形成了对纪录片的不同理解。在当时的我们看来，安东尼奥尼似乎站在一个道德和物质优越的制高点进行俯视，而拍摄的内容，无疑地刺痛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深感我们的祖国被歪曲和丑化。30多年过去了，回头再看这部片子，竟然再也找不到当年的感觉。画面经过时间的洗刷，冲洗掉了极端和偏见。我们好像从当时的画面里跳了出来，感受到的是难以忘怀的温情，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br>这神奇的转变，难道是时间改变了人们对过去的认识？不错，原本被记录下来的事物并没有变，是人们从当时的“当局者”变成了今天的“旁观者”。人们不自觉地从“事件”中脱离了出来，以审视的眼光，看待一个以前曾被“固有的”价值观念左右的影像。<br>搞摄影的朋友聊天时也谈到这种感受：“在初学摄影时拍的许多照片，当时感觉照片里存在许多问题和技术上的不足，经过搁置，现在偶然整理时发现，那时画面里的幼稚和平庸，在今天看来更多地是朴实和纯真了。”<br>同一张照片，不同的时间会产生不同的观感，这其实就产生了几个问题：我们看到的哪个才是真实的？经过我们深思熟虑后的画面到底是否代表了我们想要表达的情绪？我们所处的社会整个都在变革中，我们不由自主地在不断改变和修正自己看世界的方式和态度。<br>人们在做事情时，总是追寻意义所在。人类文明几千年了，我们到现在还没弄明白。何况摄影发展才不到200年的时间，我们又从中看懂了什么？<br>所谓理论问题都需要一个前提，一旦脱离特定的环境，就会让人一头雾水，与其迷乱地思考，不如拿起相机。既然是摄影师，现在就把能感知到的，哪怕是怀疑和懵懂都塞到画面里面，让时间去发酵。相信，过不了多久，就会从这些照片里得到答案。相信《看，中国》这套系列摄影集会给人们带来一些启迪。 <br> 2013年5月于北京前细瓦厂胡同<br>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