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行文化选择和革新时，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只有坚持民族主体性，结合民族实践的客观情况，才能真正地让外来先进文化为我所用，进行先进的实践，建立先进的理论。反之，如果迷失民族主体性，盲目地移植外来文化，不仅会使外来文化水土不服而无法生根，同时也会使自己的实践失去方向。孙永建博士在本书中阐释的这一思想很有见地。
在现代中国，从独特的社会实践中产生了两个对世界有影响力的理论成果，一是指引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毛泽东思想，一是指引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邓小平理论，这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实践的文化结晶。传统的说法认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说法中，“中国化的”是修饰，是特征，“马克思主义”是主词，是基本性质，这忽略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近代以来，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中国社会产生的思想，都是西方某种思想在中国的延续和表现形式，中国失去了民族的主体性和独创性，这种思想惯性不符合中国共产党人的客观实践。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独立的现代中国文化，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辩析不是矫情，不是某种情绪，而是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需要，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民族主体性，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创新。这恰如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国文化并非佛教的一部分，主体性不可混淆。
在总结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文化选择历程时，本书采纳了梁启超先生在30年代作出的概括，近代中国的文化经历了三期“进步”。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从船坚炮利入手，引进科学与教育，开展洋务；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进行了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从而爆发了新文化运动，全面反思传统文化。文化选择的结果，保守的态度（包括新儒家）退居次要地位，而排除传统文化引进外来文化的激进主义成为主流。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同属文化激进主义态度。
民族主体性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态度中的不同境遇，导致了国共两党在现代中国复兴运动中的不同命运。
自由主义和国民党的失败有很多原因，但根本的原因在于丧失民族主体性。不能简单地把自由主义的文化主张同国民党等同起来，但自由主义者们多为国民党人，而自由民主为国民党所标榜，自由主义的失败同国民党的失败是一致的。本来，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和民权，已经明确了这一目标，自由主义是大有作为的。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没有坚持文化选择中的民族主体性，不能把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同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脱离了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的基本国情，离开了中国的农民阶级，使国民党内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右派占了上风，结果使自由主义成为与人民为敌的反动主张，最后走向失败。北伐时期，由于多年积累的革命能量，使国民革命军打败了北洋军阀，农民运动热火朝天。如果国民党坚持自由主义，实行三民主义，引导农民运动，进行反封建的土地革命，中国有希望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现代政治制度。但是，国民党右派站到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面，反对共产党，反对农民运动，走上了自由民主的对立面，自由主义者们毫无对策，只剩下空喊口号，睁眼看着右派势力得逞，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同样，社会主义文化选择的成功也有许多原因，而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者们坚持了民族主体性，使社会主义思想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在落后的农业大国生长发展的新路。在毛泽东成为党的实际领袖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者们也曾丧失民族主体性，照搬照抄苏俄的作法和理论，使中国共产党不断地遭遇危机，濒临绝境。毛泽东始终有清醒明确的民族主体意识，他分析中国社会阶级，考察农民运动，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逻辑。毛泽东依据中国社会现实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念，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解决土地问题是发动农民革命的前提，革命的方式是以农村包围城市而夺取政权。围绕这种思想逻辑，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军事、组织、文化、思想等许多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独创的理论和实践的体系，这是现代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民族主体性的坚持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更加说明了民族主体性的决定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全盘接受了列宁、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不顾中国国情，过早地结束了新民主主义，仓促进入了所谓社会主义。而且，把苏式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当作唯一真理，全面效仿。更有甚者，毛泽东更把列宁的论述发展成“继续革命”理论，脱离实际地折腾起来。邓小平在受迫害的逆境中冷静思考，终于带领我们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传统，找回了民族主体意识，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文化选择是民族主体的主动行为，如果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被动地随波逐流，只能给自己的民族造成伤害，只有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地分析本民族的实际情况，才能使优秀的外来文化发挥作用，有益于民族实践，并进而融合创造出有独立特色的民族文化。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开始了自古代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紧张、取舍始终困扰着中华民族的心灵，使得中华民族屡经坎坷。但伟大的中华民族以其坚韧不拔之志，从挫折中一次次奋起，面对失误一次次调整方向，终于冲破了重重关隘，走上了民族复兴的征程。进入21世纪的中华民族更以崭新面貌，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回顾近代以来文化选择的历史，总结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建设民族新文化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文化的定义
文化一词是英语“Culture”，德语是“Kultur”，它们均来自拉丁语“Cultura”，Culture是动词，原义是耕种、练习、动植物培养及精神修养等意思。与中国古代的“文化”从一开始就较偏重精神教化不同，西方的“Culture”更多地展现了逐渐由物质生产活动引入精神生产活动的特点。18世纪以后，“Culture”在西方语言中演化成个人的素养、整个社会的知识、思想方面的成就、艺术和学术作品的汇集，并被引申为一定时代、一定地区的全部社会生活内容。
在中国，文化一词的主要意义是对人的教化。“文”的本义，指各种交错的纹理。各种交错的纹理给人以美感，因此“文”有装饰、美化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又引申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化”的基本意义是改易、生成、造化。《论语？雍也》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显然，孔子把人的的服饰、举止（礼）与内在修养（仁）三者结合起来，这里的“文”就有人的修养含义。人学习了“礼”、“仁”，就“变化”了，人因文而化就是“文化”。“文”与“化”并联使用最早见于《易？贲卦？象传》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段话意为仰观天文，可以明了时序之变化，观察人文教化天下，使天下之人行为举止有所依止。在这里，“以文教化”的思想已十分明确。“以文教化”与武力征服相对，是用“人文”、道德秩序去规范和教化那些“野蛮人”，使之文明开化。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就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此法教而化成天下也”。考之典册，我们还可以看到诸如“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及“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补亡诗？由仪》）等类似的表达。可以说，从精神化易的层面谈文化的思路乃是中国古人沿袭的基本趋向。
文化的定义多种多样。有学者统计全世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有三百种之多。曹锡仁先生对于汉语中的“文化”概念有一个比较精准的阐述，他认为“文化”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历代统治者所施的文治教化的总和；二是指文物典章、朝政纲纪、道德伦序，以及成为礼俗日用的一整套观念和习俗。他将文化定义分为（1）文化——成果论；（2）文化——能力论；（3）文化——精神论；（4）文化——行为论四类。而胡潇的《文化现象学》则将文化分为现象描述性的定义、社会反推性的定义、价值认定性定义、结构分析性定义等七类。详细的考察文化的每一种定义既无可能也无必要。结合论文研究，我将选择三种文化的定义进行探讨。
（1）描述性定义
早期的人类学学者对于文化的定义多采用描述性定义，就是对文化内容或成果详加罗列和具体描述。被誉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学者泰勒的文化定义就是这一定义的典型。他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梁漱溟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意在指示人们，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此外，张岱年、任继愈等学者把文化作广义与狭义的理解，其在广义上使用的文化一般也是取描述性的意义。如任继愈就把广义的文化理解为包括文艺创作、哲学著作、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饮食器服之用等的总摄的描述。文化描述性定义的优点在于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对文化的类别进行细致的概括。其缺点则在于脱离文化的主体——人，给人以杂乱无章的感觉，无法对人与文化的关系作出更深刻的认识。
（2）主体性定义
主体性定义是当代最流行的文化定义。主体性定义特别强调“人”这一主体对文化的特殊意义和本质地位。这类定义的代表有弗洛伊德、卡西尔、列维？斯特劳斯等人。西美尔指出，“只有人才是文化的真正对象”。卡西尔说，“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世界之中，而且生活在一个符号世界里”，“我们应当把人理解为符号的动物，而不是理性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揭示出人的独特性，也才能理解人类面临的一条新的路——文化之路。”克拉克洪认为，文化应当被界定为“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方式的系统……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点部分共享。”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指出，“第一，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第二，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梁漱溟指出，“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文化之所以不同由于意欲所向不同是很明显的。
（3）功能性定义
该类定义试图从文化对人的意义、功用和价值的角度去界说文化，强调文化是属人的独具特色的行为工具和生活方式。马林诺夫斯基说，文化是“一个满足人的要求的过程，为应付该环境中面临的具体、特殊的课题，而把自己置于一个更好的位置上的工具性装置。”克利福德？格尔茨说：“我主张的文化概念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学（semiotic）的概念。”“我以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文化是公众所言的，因为意义是公众所有的。”美国学者C？恩伯和M？恩伯认为，“文化包含了后天获得的，作为一个特定社会和民族所特有的一切行为、观念和态度。”孙中山认为：“简单地说，文化是人类为了适应生存要求和生活需要所产生的一切生活方式的综合和他的表现。”
此外，前苏联的文化定义也值得借鉴。1973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对文化定义为：“文化是社会和人在历史上一定的发展水平，它表现为人们进行生活与活动的种种类型和形式，以及人们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苏联的文化定义是从文化的社会性、文化与实践的关系、文化的分类等几个方面去定义的，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它对我国的文化研究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文化的分类定义是相对的。多数学者在对文化进行定义时也往往同时涉及到几个层次，而且在不同的地方对文化、文化属性的强调也不同。比如，梁漱溟的文化定义既有对文化种类的描述，也有对文化功能的界定，还有对文化创造决定作用的论述。尽管各种文化定义的内容侧重点不尽相同，但它们还是相通的。它们都肯定了人与文化的关系——文化是人创造的，文化对于人具有重要的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讲，“人化”说具有更大的合理性。“人化”说认为，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他们认为：“凡人化了的东西，就是文化。按人的需要和理想所改变的和所创造的东西，就是文化。”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张岱年曾经把文化划分为三个层次。他认为，第一层次是思想、意识、观念等等。思想、意识中有两个最重要的东西：一是价值观念，一是思维方式。第二层次是文物，即表现文化的实物。它既包括像哲学家的著作、文学家的文学艺术作品一类的“物”，也包括科学技术物化形态的“物”，即人工改造过的物质。第三层次是制度、风俗，是思想观点凝结成的条例、规矩等。在我们看来，文化按其所面对的问题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关系——如灵与肉，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科学、技术、政治、法律文学、艺术等按其内容分别属于这三个方面，而宗教、哲学则处于核心地位。狭义的文化是指人们普遍的社会习惯，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本文所指的文化是狭义上的文化，就是精神文化。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本文研究的是精神文化。但精神文化的内隐性使得我们必须通过一些文化现象、文化事件以及人们的实践社会交往来研究。
二、文化的特性
第一是文化的属人性。文化是人创造的，但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从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活动，进而也改造自身即实践着的人。人创造了文化，一块天然的岩石不具备文化意蕴，但经过人工打磨，便注入了人的价值观念和劳动技能，从而进入“文化”范畴。因此，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人是文化的存在，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的一切活动都具有文化的意义。就饮食、生殖等活动来看，人和动物有相同的一面，但如何饮食、如何生殖则体现出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同民族的区别主要是一种文化的差别，而非人种的差别。文化的重要性是对于“人”而言的，它的意义也只能在“人的世界”中显现出来。
第二是文化的民族性。文化的民族性是指：体现在特定民族文化类型中并作为其基本内核而存在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及其特征，是对特定民族文化心理的最高程度的抽象，是一种文化与其它文化相比较而显示出来的不可替代的独特规定性和不可通约性。文化民族性根源于特定人群的特定实践。在从事实践活动时，不是孤立的单个的人进行的，而是在群体中进行的；任何特定的群体都是和特定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文化从产生起就是为特定的群体（部落、氏族、民族）所拥有的，因此文化首先是特定民族的文化。美国学者C？恩伯和M？恩伯认为，“一种被认为是文化的思想和行为，必须被一处居民或一群人所共同享有；即使不被共同享有，如果大多数人认为合理，也可以认为是文化的观念和行为。”文化的民族性，不仅表现在文化具有特定的民族形式，而且也表现为文化具有特定的民族内容。
第三，文化是不断发展的，它是静和动的统一。美国哲学家怀特先生形象的把文化比作一条河流。他说：“文化是一条由工具、器皿、风格、信仰等等文化要素聚合而成的宽阔河流，这些不同要素间不断交互作用，创造出新的结合和综合。新的要素不断地加入河流；旧的要素不断地退离出去。今天的文化仅是这一河流在现在时刻的横断面，仅是先于我们的交互作用、选择、淘汰和积累的漫长过程的结果。”事实上，文化作为生活的样式，必然表现为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同时，文化的演化是一个渐进的、持续的过程，这一演化过程中既表现出若干的稳定性态，有时也表现出若干冲突动荡、新旧文化激烈更替的过程。因此，文化是静与动的统一，变与不变的统一。
第四，文化具有时代性。文化是人实践活动的结果。因此，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为该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的物质生产和交换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等因素所决定，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文化的时代性具体表现为文化进化过程的不同时间维度及其代谢和更迭，文化的显著更迭使得文化的发展会呈现出一定的时间节奏，使得文化的演进构成了文化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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