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义，1953年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院行政法所所长。著有《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冲突与选择：行政诉讼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法学透视》、《旅行的意义：美国社会观察》等专著。

　　《追寻政治理性：转型中国的思考》记录的是作者近几年来对中国的一些问题的思考，它们或者是已发表的时评和论文，或者是尚未发表的文章和演讲。这些凑集在一起的文章，有的是对时事的评论，也有的是研讨某个专题的论文，它们看起来虽然有些凌乱，主题各异，长短不一，恰如我们身处的当今中国社会一样，但似乎都体现着一个中心主题，那就是追寻政治理性。这种对政治理性的追求，并不是在我心中预先所确定的，而是在我对发生于转型中国的日常事件的分析，对中国的政治、社会问题的思考中慢慢流淌出来的。

　　中国公路的高收费与市场化运作的公路投资管理体制有关。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将公路作为公共产品提供。但在我国，公路建设的投、融资主要由中央财政、地方、银行、外资等6方面构成。其中，中央政府仅占投资份额的15%左右，而地方政府、国内商业银行的贷款却占到80%以上。在融资方式上，则主要采取经营权转让等。这一格局基本上十几年未变，甚至像沪嘉高速，虽是政府投资兴建，但有关方面中途将经营权高价出售给商人：使得高速公路实质上变为一种赢利的商品。
　　西方国家依法行政的实现过程经历过一个从消极行政到积极行政的转变。资产阶级在政权建立之初，信奉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认为“管理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因此，国家职能仅限于外交、国防和社会治安。在此背景下，各国对依法行政的理解是：政府必须严格按照议会制定的法律从事管理活动。“无法律即无行政”。然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现代科技的进步，社会生活关系日趋复杂，市场出现失灵。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需要政府承担起应有的职责。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逐步加强对社会生活的干预程度，消极行政开始转向积极行政。在积极行政观念的作用下，政府依法行政注入了新的内容：政府不仅要严格遵守法律，无法律依据不得作出管理行为，同时还要积极履行法律规定的各种职责，积极履行对公民的各种生存照顾义务，否则同样构成违法行为。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并没有经历、也不可能经历西方国家这样的历程。然而依法行政的目标却是必然的选择，所不同的只在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各国的道路有所不同。对于我们来说，西方依法行政经历的过程并非完全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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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为什么是政治理性？

一、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
（一）“游戏”是要讲规则的
（二）是什么妨碍了中国人的创意
（三）“夏利强制淘汰”的法治追问
（四）由车上牌想到的
（五）中国名牌评选活动真的合法吗？
（六）中国名牌评选再质疑——把评选权交给市场
（七）消费应自决，认证要中立
（八）理解直销、规范直销、促进直销

二、业主：一个新的逻辑起点
（一）“业主联谊会”呼唤制度资源
（二）有权力必有监督
（三）法官不得拒绝审判
（四）业主：一个新的逻辑起点
（五）“小产权房”提供制度创新的契机
（六）中国的过渡法学——以住房模式转型为例

三、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
（一）认真对待听证
（二）涨价还是降价，这是一个问题
（三）春运降价：企业的社会责任
（四）公共企业的社会责任

四、政府与公产
（一）建立明晰而合理的产权制度
（二）湖心岛事件的解读
（三）养路费征收的是与非
（四）《物权法》的是与非
（五）慎言“天价滞纳金”合法
……
五、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
六、依法行政的今生与来世
七、追求更人性化的制度
八、追求政治理性
九、司法权威是法治的关键
十、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从美国看中国
十一、民主与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