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内陆边疆”
尽管“民族”一词是近代产物，但在前现代时期，帝国内部的群体认同差异始终是存在的，只不过不用“民族”指称群体而已。长城就是这种帝国内部文化关系的物理写照。
在前现代时期，与中原相比，北方游牧部落人口更少、整体实力更弱，却长期对中原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因为游牧者的骑兵通常比农耕者的步兵更具战斗力，其生计，特别是灾年的生计，也更依赖于掠夺。明代及之前，修筑长城的浩大工程，在帝国内部构出一道“内陆边疆”，这条分界线区隔开草原与农田，也在地理与文化的意义上生产出“边疆”。也正是因此，研究蒙古学的拉铁摩尔写出了《亚洲的内陆边疆》，将中华帝国的疆域分成“长城内外”两大板块。近年来美国“新清史”学派秉承其思想基因，论述大清帝国并非中华王朝的延续，而是东亚的“鞑靼帝国”。清代满洲对中原的王朝统治，不过是这个泱泱帝国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中国本部”之说，由此纵横天下，中国的国家影像被族群化，成为“汉地”的代称。于是，即使在当下早已不具备实质社会意义的满汉族群分界，也在这种历史解释之中重现“满汉畛域”。然而，“新清史”的知识建构，并不仅限于解释历史，亦是对现代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解构。因为，任何国家的存在，首先都基于历史。改变了历史解释，就等于改变了国家安身立命的根基。
细究下来，这些关于历史的解释，实际上都自觉不自觉地采取了欧式民族主义的思维方式，从而陷入一种后殖民主义的知识迷宫。
“边疆”的文化内涵，是在与“中心”的对照关系之中生成的。拉铁摩尔的“内陆边疆”说，其关键不在划分边界，而在区分中心。在这种区分方法的背后，正是民族主义的知识逻辑，农耕与游牧文明构成同一个不中断的帝国，显然不符合西方的经验。实际上，中华帝国时代“华夷之辨”的区分，并不等同于今日的“民族”概念；前现代时期儒家文明以文化区分人群的方法，也并不能脱离儒家文明作为普世价值的历史语境；长城的构建，并非现代意义上国家主权的分界，而是类似乡间关系不睦的邻里在房前屋后树立起来的樊篱。在这道樊篱之外，是被区隔的双方共有的世界——那是同一个“天下”，同一个“天子”，同一个政治共同体。即使天子来自蒙古或满洲，其法统仍是儒家式的“承天命而治天下”。
常被忽略的是，欧式民族主义透镜中的世界图景，其实很荒诞。
今天生活在从中东欧到中亚辽阔地域上的各国人，并未把纵横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视为自己的祖先，尽管并不恪守族内通婚的蒙古黄金家族曾在数百年中是他们祖先的统治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的名著《想象的共同体》中也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民族解放运动中最早出现的是拉丁美洲的独立国家。那些两班牙殖民者的后裔在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之后，在文化上将印第安人追溯为自己的祖先，而他们真正的祖先恰是印第安人的残酷杀戮者。
边疆概念的文化重构
中国史家划分的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开始的，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中国中心观的历史想象，忽视了从1500年起就已经启动的全球化进程——殖民主义势力到达中围，不过是这个进程必然的历史后果。至于是在具体的哪一年，广东海面上会出现英国海军舰队，那倒可能纯属偶然。
从国际眼光来看，近代之后的中国似乎是在不断创造一种“与众不同”的历史经验：在19世纪中期的世界地图上，唯一未被欧洲殖民者彻底占领的整体性的大陆地理空间是中国；在20世纪的冷战格局中，唯一将冷战两级同时视为对手的大国是中国（即所谓“反帝反修”是也）；从2l世纪初的世界格局来看，唯一在政治经济体制上不按西方经验发展且取得显著成就的国家还是中国。
这一切使得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显得非常另类，也使得中国特殊论似有成为显学的潜力。然而，从文化秩序的角度观察，不难发现，中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现代化历程，若以儒家文化为坐标，实际上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去儒家化”进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主体性渐趋模糊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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