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西洋文化中求变——民权、自由、进化
梁任公著作等身，三十岁左右所发表的言论，最为丰富，也最富有内涵，所采择的行动最为积极，亦最有意义；其于国人之影响，亦以此时期最为深远。他的影响力，全靠两个不RI文化思想的支持，其一为三世之义，已如前述，另一则为西洋进化论，自由主义及民权思想。前者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支，后者为欧风东渐所传人者。他接受这两种不同的思想，有先后之不同。身为中国国民，先接受了中国固有的，日后博览西洋典籍，又接受了西洋的。当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时，他只想在固有的思想中求变，及至接受了西洋思想，且有感固有者不足以佐己说，便渐渐地转趋求助于外来者。此种推移，不难从他的著作中发现。
三世之义是梁任公早年在国内时期及流亡日本最初二、三年间的中心思想。他随处不忘此义，随处伸引孔子之春秋微言，更随处以孟子解释“民”义。但渐渐地，他自己发现孔子的微言，只是一种理想，有如一个美丽的梦，难以实现。传统的文化不足以济时艰，也缺少求变的具体方案，多引用三世之义，有陷入八股化的趋势。这时候，他不得不谋取自我先变，西洋的现代思想顺势而人，便渐渐地改变了他的态度。
有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任公引用三世之义的勉强，甚至于难以套人这一公式，这是在他要变未变摇摆不定的时期。1899年，他发表《强权论》。根据三世之义的公式，据乱世应为强权最发达的时候，那时候，无公理，无法律，强者可以随心所欲。但他认为“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差别殆无，故君主对于人民之强权亦几于无。，’进入升平世，公理渐次发达，虽然是强者与弱者地位显然不同，强者尚有所顾忌，虽欲横霸，亦当有所借故、或强词夺理。但他认为“差别日积日显，而其强权亦次第发达，贵族之对于平民亦然，男子之对于妇人亦然。”到了太平之世，应无所谓强权，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但他认为“昔之所谓弱者，亦渐次有其强权，与昔之强者抗而至于平等，使猛大之强权变为温和之强权。”此三界之说，读之有勉强的感觉。
论尧舜之治，任公的说法，显然摇摆不定：尧舜禅让为中国史上第一盛事，非特寻常旧学所同推赞而已，即近世言民权言大同者，亦莫不称道尧舜，以证明中国古有民主制度。其意不可谓不善。吾以为民主制度，天下之公理，凡公理所在，不必以古人曾行与否为轻重也。故尧舜禅让之事实，与今日之新主义无甚影响，即使尧舜果有禅让，则其事亦与今日民主政体绝异。〔1〕昔日任公受康南海之影响，甚同意尧舜之世为孔子所托，为太平世之理想，并非真有其事，今则谓于民主政体无甚影响，与民主政体绝异，岂非自相矛盾。
又在《新史学》一文中，任公又谓“今世欧罗巴为古代希腊之放影，以古代希腊为今世欧洲之缩图。”此更大大违反了三世之义的公式。虽然他不承认欧西文明已到了太平盛世，毕竟希腊时代是有民主政治意味的。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他对于上古希腊民主政治的见解，前后判若两人。丙申年间（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致书严复，绝口不承认古代希腊有民主政治。根据他的三世之义，他说：“不闻花岗石之下有物迹层，不闻飞鼍大鸟世界以前复有人类。”今则言希腊之世为现世欧洲之缩图，其矛盾可见，其弃三世之义之意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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