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银锋，1980年生，宁夏人。1998年进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学习，先后获得历史学学士、人类学硕士学位，2005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学习，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现为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汉人社会、族群与区域文化、网络舆情等。

　　《民族与社会丛书·村庄权威与集体制度的延续：“明星村”个案研究》以北京市郊区一个“明星村”为例，论述了村庄权威以及集体制度的延续状况。中国的乡村政治总是与家族组织或文化保持着一种独特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柳村的个案表明，国家政权曾经希冀采用一种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去改变中国农民传统的家本位观念，但结果却适得其反，集体主义精神似乎又被吸纳、内化进家族主义的观念体系之中。从外表来看，柳村作为一个典型的、地方性的“明星村”，自然有其独特之。处，然而它也是中国农村地区数十万行政村集合中的一分子。从柳村的不同侧面观察，我们都可以反观、发现地域社会乃至中国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的一些普遍规律与现象，这也是本研究的初衷与意义之所在。

　　生产成本由大队垫付（免去水电费），但没有明确的限额，只是到年终要从产值中扣除。在此基础上，大队给每个生产队下达了产值目标和上交任务，这两项指标都是根据近几年来的平均水平制定出来的。“定产”只是给生产队年度预定的产量目标，而上交任务才是硬性指标和奖惩依据。自然，产值任务与社员的实际收入是直接挂钩的，如果生产队顺利完成年度定产，那么上缴任务自然就可以轻松完成，超产部分还可以作为奖励。反之，一旦没有达到定产，那么为了弥补上缴任务的不足，社员们的分配收入自然就要减少。作为承包主体的生产队虽然需要承担一定量的义务工次，但总算是获得了实际的经营自主权，这无疑可以促进生产队之间的竞争，同时也会促成社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是，这种特殊的承包制与集体时代的“大锅饭”制度相比只是略微有所改进，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从形式上来说，集体承包基本延续了昔日“三包一奖”制的主要特点。
　　在工业和副业领域，大队的政策相对灵活一些。如果只从合同的内容来看，不同的场或厂大体都具有“半承包”的性质，例如合同上都有这样一些文字：“大队对承包单位有绝对管理权，承包单位只有使用权”“甲方负责乙方的财务收支管理和监督检查”“甲方对乙方重大问题，如产品方向，固定资产的购置、处理及分配原则等有决策权”等。在保证各单位不脱离集体的前提下，大队将人事任免和招聘的权利下放给承包方，而且允许下属单位在完成定产任务的基础上从事其他“副业”。在利润上缴方面，亦给企业预留了一定的活动空间。简而言之，承包单位获得了一定的经营自主权，但必须遵循的前提条件是“服从大队的领导”，并没有实现完全、彻底的“包干”责任制。
　　在第一年里，集体承包的成效究竟如何呢？毕竟在柳村，这是第一次以合同的形式搞联产“承包”，虽然这种方式有其局限性，但社员们尤其是各单位的领导都明白超额就能多分钱的道理，因此，大家谁也不愿意落在人后。
　　……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相关的研究综述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整体架构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第二章 田野点的一般性概述
第一节 地理环境与历史沿革
第二节 社会经济特征
第三节 民间宗教信仰
第四节 姓氏、家族与亲属结构

第三章 乡村集体制的结构化历程
第一节 土地改革及农民的心理状态
第二节 农业合作化的快速实现
第三节 社会主义的“大跃进”
第四节 人民公社体制的定型

第四章 乡村政治运动的文化实践
第一节 “四清”运动的实践与逻辑
第二节 乡村“文化大革命”中的权力纷争与阶级斗争
第三节 后革命氛围下村落社会关系的整合

第五章 乡村改革中的制度抉择与发展道路
第一节 乡村改革及其地方进程
第二节 柳村的制度选择
第三节 生态农业与“明星村”的成长
第四节 短暂的变革：1985年的集体承包制度

第六章 社区的组织结构及其运行机制（1986-2000年）
第一节 社区的组织结构及其控制模式
第二节 集体经营的绩效机制及各产业的发展
第三节 乡村工业化与土地寻租经济

第七章 村庄体制的转型与调适
第一节 转制的引线：（大）猪场事件
第二节 企业（基层单位）机制的改革与适应
第三节 威权余晖下的民主选举

第八章 集体认同的缺失与困境
第一节 村民们的告状与上访事件
第二节 土地收益的分配：“确权确利”
第三节 群体心理结构的嬗变

第九章 结论
第一节 本书内容的简要总结
第二节 柳村的经验与启示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